湖南发现1945年八路军借条盖有贺龙印章,假货不少_军事历史_好文学网

 古典文学     |      2020-01-06

网上图片:70年前,贺龙部队打的一张借条。

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荷香桥镇居民周连池因以前是地主身份,一直不敢把70年前贺龙领导的军队打给他的一张借条公布于世。

议论风生

直到周连池去世后,他的儿子周炎光委托邻居吴佑元,调查这张借条的真实性,以此帮助他家消除误会,证明父亲“爱国人士”的身份。

日前,湖南又传出贺龙签名盖章之“八路军借条”被“发现”的“特大新闻”。

今天,吴佑元带着这张借条来到红网,希望能通过有关部门和人士,进一步鉴定这张借条的真实性。

说这借条是假吧,已有一串“证明”、“鉴定”,甚至还有“贺龙旧部”的旁证,说当年的确有“贺龙部队”进入湖南邵阳,这份借条或许是贺龙部下所开。

图片 170年前,贺龙部队打给周连池的一张借条。

说这借条是真吧,这张借条上又疑点颇多:确如一些人所言,当年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一部曾以“第十八集团军南下第一支队”名义南进,但由于长江以南的特殊性质,为避免授人口实,这支部队于1945年3月初自鄂南转入湘北时,已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通俗说,就是为统战需要尽可能掩饰自己八路军、贺龙部身份,怎会在给民间土着开借条时“实话实说”。至于“小钱”和“贯”,当时币制紊乱,地方辅币用“串”为单位不足为奇,但“小钱”却是专指圆形方孔的制钱,当时早已停用。

图片 2周连池的儿子周炎光委托吴佑元调查核实借条真伪。

仅仅以“当年知情人证实”为旁证,是很难辨别真伪的,因为时过境迁,“知情人”并非经办人或目击者,所能提供的不过是“当年的确有三五九旅南下”之类“证据”,且一些旁证者还容易牵扯进复杂的人事、系统或利益纠葛;用“纸是当年纸”之类去证真伪更不足为训——用旧纸旧墨造伪,是早在清代伪造宋版书时就熟烂的套路了。

图片 310年时间,吴佑元多方走访调查求证,还原借条背后故事。

客观地说,“借条”属于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新中国成立后也曾为此专门组织了多次大规模兑现,其中最后一次发生在改革开放前期,当时已无政策顾虑,可以说,大多数“借条”业已圆满兑现。如今突然层出不穷的“借条”,其中鱼龙混杂,有真有伪,且伪、疑品为数不少。

图片 4经湖南省收藏协会咨询、鉴定、监制中心鉴定,该借条的纸张是解放前记账的契格纸,墨迹和印章都属于旧迹。

面对这些真伪难分的“八路军借条”,办法只有一个:先辨伪,再“兑现”。

图片 5向轩在红军八路军期间,一直在贺龙部队,抗日期间有贺龙部队廖汉生、贺炳炎路过湖南宝庆,陈菊生是当时该部队后勤部长,该借条系陈菊生经办,以贺龙首长名义立字据,他认为借条属实。

要辨伪,就必须剔除关联利益方(如可能因“国家一级文物”的发现而受益的地方、团体和个人等,和囿于地方、团体利益或“拿钱就盖章”而轻率出证明的某些“专家单位”等),避免不专业声音的影响,让专业、中立的机构进行独立、公正的鉴定,开具证明,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图片 6向轩、吴佑元以及代笔人刘小艳合影。

辨伪后倘若“借条”为真,有关部门理应切实承担历史责任,公平合理地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倘“借条”为伪,有关部门同样应有所作为,彻查造伪者的造伪链条、动机,并“兑现”法律条款,让肇事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既帮助“真债主”获得理应获得的偿还,也让“假债主”付出应付的代价,从而避免“财富示范效应”下出现众多“赌一把”的“借条模仿秀”。

族谱中发现盖有贺龙印章借条

□陶短房

这是一张泛黄的借条,如果不是裱贴在一张纸上,估计早已破损不堪。

编辑:闫宪宝

借条上写明:“借爱国人士周连池先生大米陆拾肆斗、大肥猪壹条、银元肆佰贰拾块、铜钱伍佰块、小钱十贯,祖国统一时来中央。八路军贺龙”,立据时间是1945年3月,借款人贺龙,并盖有贺龙和一位名叫陈菊生的印章。

吴佑元介绍说,据周炎光告诉他,土改时农会没收了周家所有财产,划为地主,而解放前周家一直保管周姓族谱,解放后族谱由本村一名贫下中农周秋保管。

1980年周秋保死后,周炎光父亲周连池才从那人手中取回族谱,却一直不敢将此条此事公开,怕背上反攻倒算罪名,更怕没收条子。直到1989年周连池病危临终前,才交代说“土中[谱中]有一东西,到时你拿出来去中央”。

父亲病故后,周炎光对自家土砖屋内挖了几遍,没找到什么东西。直到2003年在翻晒周氏族谱时,才发现双页封面中有一黑色东西,用刀片刮开,发现是一张八路军写给父亲的借条。

后经隆回县委、县政府、县武装部的有关人员多方面初步调查了解,该字据上盖有陈菊生印章,很有可能是该字据的经办人和第三人。

又经湖南省收藏协会咨询、鉴定、监制中心鉴定,该借条的纸张是解放前记账的契格纸,墨迹和印章都属于旧迹,但借条的真实性仍需对当时发生的情况进一步认定。

近十年求证还原借条背后故事

为进一步准确核查认定该字据的真实性,还父亲周莲池公道,2005年,周炎光委托邻居吴佑元进行调查了解。

接受这个委托后,吴佑元怀揣这张借条,踏上了艰难求证与调查之路。他先后来到桑植县贺龙纪念馆、广东黄埔军校博物馆、北京图书馆等地寻找相关资料,虽然获取了一些信息,但是和该借条挂钩的证据少之又少。

吴佑元又调查走访了该镇近百户70岁以上老人,不少老人记得,当时确实有部队路过周连池的家,不少邻居还帮助周连池操办过三天的大米,但是不知道是否与借条上的事情有关。另外,不少老人听说这部队称呼为“十八军”。

后来,吴佑元来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院、军事博物馆以及中日抗战纪念馆等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

据中国抗日战争史记载,1944年,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队”,简称“南下第一支队”,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文建武、张成台、刘型组成军政委员会。

同时,吴佑元又查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图书馆的资料了解到,为了迎接全国性大反攻的到来,贺龙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先后组织了6支部队,开赴日军占领的地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首先出动的是以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的三五九旅一部组成的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他们的任务是南下到湖南,建立以衡山为中心的根据地,然后逐步与中原部队及广东的东江支队连接起来,形成解放区战场的南方一翼,以准备配合全国性反攻。

资料还显示,陈菊生为贺龙部下的粮草官,解放后任襄南军分区参谋长。

贺龙部下向轩认定借条属实

2014年,吴佑元到四川出差,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介绍向轩的报道。

报道称,向轩7岁参军,9岁长征,被解放军总政治部确定为中国最小的红军,目前在成都警备区石马巷离职干部休养所。最令吴佑元兴奋的是,向轩参军期间一直在贺龙部队。“找到他也许能了解更多的情况。”吴佑元心想。

吴佑元介绍说,2014年11月29日,他终于根据新闻报道找到向轩。向轩证实,他本人1933年参军,在红军八路军期间,一直在贺龙部队,抗日期间有贺龙部队廖汉生、贺炳炎路过湖南宝庆,陈菊生是当时该部队后勤部长,该借条系陈菊生经办,以贺龙首长名义立字据,借条属实。

经过近10年的努力,70年前的一张借条的证据链已初步形成,吴佑元分析认为这张借条的真实性可靠,他还想进一步得到有关部门的认证和认可,同时希望有关部门能给予周家一定经济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