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积远超两个东三省_历史军事_好文学网,清收复新疆的战争

 古典文学     |      2020-01-06

众所知周,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边陲,这个中国陆地面积大的省级行政区,其面积足有166万平方公里,中国的总国土面积才960万平方公里,可以想象这个足以占中国总面积六分之一的省有多么的重要,甚至远超两个东北三省的面积。当然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朝鼎盛时期,新疆的面积还远远不止这些,甚至超过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现在新疆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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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收复新疆的战争

1755年,得益于“康乾盛世”带来之强大国力,乾隆大帝出兵西域,消灭盘踞此处70余年之久的准格尔汗国,收复新疆;1759年,乾隆再次出兵西域,平定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完全统一新疆。至此,汉唐以来,脱离中原王朝大家庭数百年之久的新疆,再次回到祖国怀抱。为稳定新疆局势,清朝设置伊犁将军管辖西域,开展屯田,传播中原文化,密切新疆与内地之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享“康乾盛世”之荣光。道光年间,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但很快被平定,成不了大气候。总体而言,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新疆比较稳定。

新疆占据了我国国土面积的很大一部分,但新疆却是在晚清后期才回归到祖国的怀抱。而收复新疆的人,正是清代有名的大臣,左宗棠。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西汉时期,我国的文献就已经将此地称为西域。汉武帝时期,两次派张骞通西域;汉宣帝时期,中央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管理这片辽阔的土地。1757年,清朝肃清了作乱西域多年的准噶尔叛乱。此后,乾隆将西域改名为新疆,意思是“故土新归”,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进行治理。然而到19世纪中期,随着清朝的衰落,新疆地区出现动荡,外国侵略者乘机扶植代理人或直接入侵,新疆危机再次爆发。

1876年至1878年,左宗棠督率清军歼灭和驱逐阿古柏侵略军,收复新疆失地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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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并不能称的上是什么丰功伟绩。左宗棠对大清朝做出的大贡献就是其对新疆的收复。当时的清臣,对于抵御外敌这方面,全都只会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的空谈。但左宗棠却毅然决然的决定接受这项重任,亲自上阵带领将士抵御外敌。新疆的收复,也是对于腐败晚清唯一的慰藉。

在满目疮痍的中国近代史上,找寻国人如流星划过般的自豪与勇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新疆危机中,一位年过花甲的湘北老农左宗棠,面对俄国和英国的虎视眈眈,毅然出关西征,收复新疆。更难得的是,他在收复新疆之后,又为治理新疆立下汗马功劳。以史为鉴,过去的一切不应仅仅是电影的素材,更应是今人的宝贵经验。

19世纪中叶,英俄两国加紧对中亚地区的殖民争夺,并觊觎中国领土新疆。1865年,在英国支持下,中亚浩罕国军事首领阿古柏率兵侵入中国新疆南部,后自立为“汗”,建立“哲德莎尔”伪政权,继而侵占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实行殖民统治。是时,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内地人民起义,无暇西顾。1871年,沙皇俄国乘机出兵占领新疆伊犁地区,使新疆陷入被英俄两国肢解侵吞的险境。在陕甘总督左宗棠等人的积极推动下,清政府决心派军队收复新疆,于1875年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根据新疆的地理特点和敌我态势,左宗棠制定出收复新疆的战略方针——“先北后南”、“缓进急战”。鉴于新疆远离内地,人烟稀少,产粮不多,左宗棠特别重视西征大军的后勤保障,亲自部署粮饷的筹集、采办和转运,以确保西征计划的顺利实施。西征军主要由道员刘锦棠部、乌鲁木齐都统金顺部和广东陆路提督张曜部组成,总兵力六七万人,由刘锦棠总理行营营务。1876年4月上旬,左宗棠由兰州移驻肃州。时西征军先锋已进抵新疆哈密、巴里坤和古城一带。8月中旬,刘锦棠和金顺率所部攻克古牧地,歼其5000余人,并乘胜收复乌鲁木齐。11月上旬,清军攻克玛纳斯南城,平定了整个北疆地区。时临冬季,大雪封山,清军就地休整筹粮,以待再战。1877年4月,左宗棠指挥清军分三路进军南疆:刘锦棠部由乌鲁木齐南攻达坂;张曜部由哈密西进;记名提督徐占彪部由巴里坤进至盐池,与张曜部会师后合攻辟展和吐鲁番。至月底,清军先后攻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等地,扼住南疆门户,为夺取战争全胜创造了有利条件。阿古柏绝望自杀,其子海古拉率残部西遁,并企图在英俄两国庇护下作最后的负隅顽抗。左宗棠揭穿英国的“调停”阴谋,决心继续西征。10月,西征军刘锦棠部征战1000余公里,以破竹之势收复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和乌什。南疆西四城叶尔羌、和阗之敌分崩离析,有的主动投奔清军。12月中旬至1878年1月初,清军又相继收复南疆西四城。整个新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外,全部回归祖国的怀抱。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闯入珠江口,炮轰虎门炮台,挑起鸦片战争,击败清军,打开了中国大门,大清面临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发动金田起义,率领太平军纵横大江南北,一度将大清推向灭亡边缘。与此同时,两淮“捻军”、西北“回军”、西南苗族义军等趁乱而起,华夏大地乱成一锅粥。趁着中原大乱,清朝无暇顾及西域之时,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在英国支持下悍然出兵新疆,夺取华夏土地,建立“哲德沙尔”伪政权,并自称“毕条勒特汗”。由于清朝正在集中力量平定“回乱”,阿古柏这所谓的“洪福之汗”便趁机攻略新疆各地,截至左宗棠出兵时,除哈密、巴里坤外,其余大城市均落入阿古柏之手。

同治时期,浩罕国主将阿古柏看准了大清此时内讧没有精力顾及外部,趁机攻占新疆。沙俄也趁此机会于一八七一年占领伊犁,并有向准格尔盆地进发的打算。当时的清政府没有办法在顾及海上防御的同时又保护边塞,于是到底是保卫哪一边,成了一大难题。

“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点评:此战,清军的战略方针正确。左宗棠根据西北战场具体情况,提出“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总的方针,把粮饷的采运、保障和武器弹药的供应放在战略位置加以考虑,使战争准备十分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打有准备之仗的原则。事实证明,这一方针完全符合新疆战场实际,是十分正确的。另外,清军的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左宗棠坐镇肃州,掌握全盘情况,而将前线指挥权赋予刘锦棠。刘锦棠和前敌诸将积极协同,善于抓住有利战机,机断行事,从而在整个收复新疆之战中攻必克,战必胜,势如破竹,锐不可当。清军收复新疆战争的胜利,彻底打破了英俄两国企图利用阿古柏侵略势力肢解并侵占中国西北广大领土的美梦。迫于阿古柏侵略势力在短期内被逐灭殆尽和左宗棠西征大军积极准备进军伊犁的态势,沙俄不得不与清政府就伊犁问题举行谈判,最后于1881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伊犁地区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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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李鸿章认为,新疆只是中国的一个边塞地区,放眼望去全是沙漠,资源贫瘠人烟稀少。乾隆爷当年平定新疆,花费了极大的力气,不但没有什么好处,而且还为国家增添了数千万的开支。实在是得不偿失。与其收复新疆倒不如多花些力气在海防上。但左宗棠却另有打算。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1870年前后的晚清政府来说,难念的经尤其多。1864年,清政府终于将太平天国运动扑灭,但这场持续13年之久的农民战争熊熊大火,燃烧了晚清政权太多精力。就在同年,新疆多个地方发生动荡,先后出现了5个封建割据政权,他们不但自立为王,而且相互攻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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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新疆天山瓜果极好,更是遍地牛羊。还有大量的兵器原料,金,银,铜铁等等。用来做首饰的玉石也是数不胜数。看似荒凉,却暗藏宝物。并且从战略角度看,蒙古和新疆一脉相连,而蒙古又和京城密不可分。若是失去新疆,那么蒙古必将不安,蒙古族人若是野起来,到中原来为非作歹,那么朝廷将无宁日。更何况俄国与我国边境相连,中间只隔了区区一个蒙古。若是新疆失守,那么这不仅是内忧更将是外患。

1865年,一个占据了喀什噶尔的割据政权,感到独力难支,向新疆以西的浩罕汗国求援。浩罕汗国大喜过望,立即派来军事首领阿古柏带兵入侵新疆。阿古柏先后攻下天山以南的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不久,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自立为汗,占据了南疆。1870年,阿古柏又向天山以北扩张,在北疆击败了另一个割据政权,占领了乌鲁木齐等地。至此,阿古柏染指天山南北,新疆几乎沦为异域。

收拾完中原太平军余部、“捻军”、“回乱”后,清朝决定出兵铲平阿古柏,展现东方雄狮之威风。不巧的是,日本此时在东南沿海闹事,借口琉球渔民被台湾高山族民众杀害一事,出兵台湾,公然侵犯中华主权。海疆、边疆同时告急,朝廷内部便进行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海防”论代表,主张放弃新疆,全力加强海军建设,抵御日本,“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对于李鸿章之主张,左宗棠(谥号“文襄”,人称左公)坚决反对,认为新疆若失,各地必定连连告急,甚至连内地都不得安宁,国家危矣。左宗棠上奏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充分肯定了保护新疆之重要性。左宗棠慷慨陈词,慈禧、恭亲王等掌权者表示支持,并同意其挂帅出关征讨“洪福之汗”阿古柏,收复新疆。此时,拿破仑眼中之东方雄狮,终于发出了怒吼,对侵略者说不。

听到此处,害怕好好的一个国家毁在自己手里的大清政府当即决定与俄人搏一搏。如今新疆说到底是自己的地盘,赢面终是不少。一八七五年,左宗棠被封任为钦差大臣,负责治理新疆大小事务。因为此次西征面临的问题严峻。面对经费的短缺,皇帝决定从内务府先拿出五百万,若是不够,还特地允许左宗棠可以向别国借款五百万。由此可见,当时清政府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收复新疆。

眼看阿古柏在新疆得手,俄国捶胸顿足,深恨来迟一步。此前,俄国就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趁火打劫,侵占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包括中国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俄国的野心不止于此,在吞并了中亚地区的三个汗国之后,俄国急不可待地想吞下伊犁和乌鲁木齐。于是,1871年,俄国出兵侵占伊犁。第二年,俄国派使团到喀什噶尔,和阿古柏签订条约,承认阿古柏政权,换取了在南疆通商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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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左宗棠无疑是幸运的,他将国家的命运放在了自己擅长的一项事情上,成功的几率有多大,他的心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底的。但翁同稣却没有他的运气,曾两次让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左宗棠是有着累积多年战争经验的实战家,而不是坐享其成只会夸下海口的战略家。左宗棠在分析了当时的局势之后,决定先用十八个月的时间囤积粮草,操练士兵。由于新疆战场的偏远,作战后期粮食的补给也会变得十分困难。若是想要打胜仗,就必须要有异常坚定的决心。那些不愿受苦的士兵,他也允许他们回家,并且还为他们准备回家的路费。如此一来,全军的士气都被鼓舞,斗志昂昂的出伐西征。

英国对新疆也早就垂涎三尺。阿古柏入侵南疆后不久,英国使节就面见阿古柏。为了获得英国的庇护,阿古柏表示:“女王就像太阳……从伦敦到这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往来。”随后,阿古柏也同英国订约,从英国人手中得到了武器支援。英国则承认了“哲德沙尔汗国”,取得了在新疆的各种特权。

考虑到新疆远离内地,国家财力空虚,左宗棠决定采取“先北后南”、“缓进急战”之策。所谓“先北后南”,即先收复北疆再收复南疆,北疆汉人多,便于物资补给、招兵;阿古柏力量薄弱,容易快速见效,为收复新疆开个好局。所谓“缓进急战”,即是不急于进兵,要准备充分,一旦开战,则力求速战速决,不能拖延时间,这主要是考虑到国家财力以后勤补给问题。可以说,左宗棠之作战方案很客观,符合实际,这是其成功收复新疆之重要因素。为收复新疆,左宗棠在兵力调动、后勤补给、军费筹措上还做了充分准备。

由于此时的大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如果经历长时间的打仗,那么必将不堪重负。所以此战必须要尽量的"赶"。所幸,左宗棠在谋划策略方面,做得要比一般人好。再加上他丰富的经验,这些更是不在话下。在经过严密的推敲精确的计算后,他确定了全军所需的粮草,甚至连运输需要哪种交通工具,又需要多少也一并算出。经过比较,他选择了一种快捷经济的方式。我们常说从细节就能看出这个人能不能成功,由此看来,左宗棠的胜利是必然的。

新疆危机到了千钧一发的边缘,晚清政权放眼大江南北,发现只有一个湘军名将左宗棠,此时正好在西北督办陕甘军务。

兵力调动:刘锦棠老湘军32营充当主力,每营兵丁500人,后勤200余人,全军共2.2万人。徐占彪川军5营,总计3500余人。张曜嵩武军14营,总计1万余人。伊犁将军金顺率40营,总计3万余人。加上担任防守任务的清军,此次参战共有马、步、炮军150余营,兵力总数约7、8万。但是,真正开往前线投入正面战斗的估计2余人,绝大部分是刘锦棠老湘营,这也是湘军出关收复新疆一说之由来。

在战场上。武器是否精良是能否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敌人有着大量的洋枪洋炮,而此时左宗棠所率领的军队,冷兵器却占了一大部分。为了对付洋人,左宗棠专门请来专家,在兰州生产制造大量的火器弹药和枪炮。经过几个月的赶造加工,清兵也有了大批威力强大的洋武器。

左宗棠人生经历之复杂,迥异于常人。1812年,他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一个贫寒家庭。父亲是个默默无闻的秀才,以教书为生,左宗棠是他最小的儿子。幼时的左宗棠身体孱弱,在两三岁时险些夭折。成年后,他的仕途也很不顺利,在中了湖南省的举人之后,他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心高气傲的左宗棠打算再不踏进官场,终生做个农夫。但不知为何,左宗棠的祖父总是坚信,“此子异日必能昌大吾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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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域地势偏远,行军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是运输军粮了。左宗棠将部队一而再再而三的精简,以此达到佳行军效果。由于粮草对于大军十分关键,左宗棠设立了三条路线,用于粮饷的运送。正是因为左宗棠的不懈努力,明军在打仗时根本不需要担心粮草的问题。

后来,左宗棠的才华引起了一些大人物的注意,着名学者贺长龄、两江总督陶澍及其女婿胡林翼都与左宗棠交情很深。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在家耕读的年轻举人左宗棠。那时左宗棠已经不打算考科举了,正在研究边疆地理。有人说他不务正业,他却不为所动,认为成大事的人不仅要读经典,更要有真本事。知道这个情况后,林则徐把自己担任陕甘总督时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地图全送给了左宗棠,并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一年后,林则徐病重,他让儿子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推荐“绝世奇才”左宗棠。左宗棠就此进入皇帝的视线。

物资准备:

此时一切都已安置好,只等着与敌军开战。一八七六年,左宗棠在肃州驻扎。刘锦棠奉左宗棠之名率军前往巴里坤。同时,他也严守哈密,防止敌军从东进犯。

1852年,太平军攻入湖南,长沙告急。左宗棠在朋友的劝勉下,进入湖南巡抚衙门,担任军事幕僚。根据左宗棠提出的各种建议,长沙在太平军的包围下,足足撑了3个月,最后太平军无奈撤围而去。左宗棠的将才令人刮目相看。奉命剿灭太平军、正在家乡组建湘军的曾国藩,请他参与督办军务。但是左宗棠孤傲的性格在官场上很容易得罪人。有一次弹劾他的奏折送到了咸丰皇帝那儿,幸好给皇帝当教读的潘祖荫说了一句话,“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把他保了下来。

建立“兰州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从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仿制德国螺丝炮与后膛七响枪,改造劈山炮。

一八七六年八月,刘金两部率兵从阜康出发,避开大道转走小道。进军乌鲁木齐北部牧地,出奇制胜。十七日,歼灭五千余人。十八日就收复了乌鲁木齐。随后,左宗棠又命刘在乌鲁木齐安营扎寨,防止敌军进攻。同时还继续围剿躲进深山的敌兵,金顺则是继续率兵西进。九月,刘金二人又汇合,伊犁将军也前来增援。十一月,天山北路之地被左宗棠尽数收回。

1860年,左宗棠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拉起一支军队,自称“楚军”,在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交战。随着对太平军的节节胜利,昔日的孤傲书生变成了声震朝野的名将,1861年他出任浙江巡抚,第二年升任闽浙总督,剿灭太平天国后又率军北上陕甘,与活跃在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捻军作战。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此时,阿古柏已入侵新疆6年,左宗棠成了离侵略者最近的一名将领。

命令张曜率嵩武军前往哈密兴修水利、开展屯田、积蓄粮草,大军出征时,哈密屯田共得粮食5160余石。从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运送到哈密;从甘肃购买粮,由包头、归化、宁夏,经蒙古高原,运送至巴里坤和古城;在新疆东部产粮区筹集粮食,就地供应部队。此外,通过各种渠道,向沙俄商人买粮。

腊月寒冬,刘锦棠干脆原地驻扎,养精蓄锐以等第二年春天攻克南疆。

海防与塞防之争

军费筹集: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最烧钱。按清朝旧制,大军出关作战,除了户部拨款,地方各省也要出钱,即是“协饷”。但是,由于中原各省历经战争折磨,所能提供之“协饷”不多,中央更是穷得叮当响。左宗棠各种努力,户部才同意拨款200万两、各省协饷300万两。对于西征开支而言,这些经费远远不够,只是“杯水车薪”。为此,左宗棠通过老朋友,近代富商胡雪岩之关系向外国银行、中华商人大量借钱,共得2500万两,这才弥补了军费之不足。因为向外国借钱,西征无形之中便受到限制,左宗棠直言:“仰人鼻息”!

来年四月,三支部队齐头并进。十九日破城,击毙三千多人。紧接着,又撤走一部分兵力攻打吐鲁番,余四月下旬攻克城墙。此时徐张二人又接连收复胜金台等地。阿古柏败局已定,心中气愤不已。五月下旬就暴毙而亡。此后的一年,左宗棠又接连收复新疆几座重要的城池,并于一八七八年一月,将新疆除伊犁外全部收复。

既然有左宗棠在甘肃,朝廷觉得,可以商议讨伐阿古柏、收复新疆的问题了。可是,就在左宗棠紧锣密鼓准备西征时,北京传来了反对进军新疆的声音,原因是东南沿海又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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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左宗棠并没有停下治理新疆的脚步。收复新疆后,他又开始考虑如何才能让新疆长久的安好下去。战争过后,他先后建立善后局,为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新疆百姓安置住处,重建秩序。开设众多医馆治疗创伤,并努力恢复新疆的经济,发展农业养殖业。而其中主要的,是水利工程,落彻灌实了先修水利后安民的思想。自此,新疆逐渐步入正轨,并实行行省制度以稳定其发展。

1874年5月,日本借口所谓的“琉球漂民”事件,出兵台湾。10月,清政府做出让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承认日本入侵台湾是“保民义举”,赔偿白银50万两。尽管此前清政府不乏割更多地、赔更多款的经历,但是向一个自己从未放在眼里的邻国服软,再懦弱的大臣贵戚也会受到刺激。一时间,加强海防的呼声高涨。《北京专约》签订后的第五天,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加强海防的6条措施。清政府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听取意见,就将总理衙门的奏章,连同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的《海洋水师六条》,发往各省督抚大臣。

1876年4月,左宗棠在肃州祭旗,昭告军民,痛斥“洪福之汗”阿古柏之侵略行径,正式出兵新疆,猎杀阿古柏。左宗棠坐镇肃州指挥全局,刘锦棠、金顺则分两路出兵,从嘉峪关进入新疆,其中刘锦棠为前线统帅,湘军为突击力量,两军约定在哈密汇集。闻知左宗棠大军前来讨伐,阿古柏急忙令马人得、叛徒白彦虎率1万余人驻扎乌鲁木齐,准备阻击北路湘军;令派军进驻胜金台、鄯善一线,阻止金顺军从南路进犯;阿古柏则亲率主力3万余人驻扎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作为后备力量,随时投入战斗。

接到朝廷的咨询信后,直隶总督李鸿章、办理台湾海防的沈葆桢等17人先后发表意见,支持加强海防。左宗棠也在这17人中。左宗棠此前曾创立福州船政局,深知海防的重要。但此时李鸿章却节外生枝,打起了小算盘。

1876年6月,刘锦棠率湘军抵达古城,进占阜康。阜康之南有一块牧场,此处是通往乌鲁木齐之咽喉,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白彦虎大军就驻扎在此处,阻止刘锦棠湘军收复乌鲁木齐。白彦虎,原回民起义军首领,曾与刘锦棠对战,期间屡次被湘军吊打,此时正想复仇,一雪前耻。刘锦棠知道老对手求战心切,于是佯装出兵攻城,吸引敌军注意力;主力则过小道,夜袭黄田,拿下牧场。次日,湘军使用开花大炮轰破敌军要塞,湘军冲入内城,击杀敌军5000余人。白彦虎见刘锦棠冲破防线,直接弃城而逃,乌鲁木齐光复。11月上旬,湘军攻克玛纳斯南城,平定了整个北疆地区。因冬季来临,大雪封山,大军行动不便,湘军就地休整,准备来年再战南疆。

李鸿章认为,加强海防急需用钱,现在用兵西北花费巨大,新疆不过是一块贫瘠无用的土地,当年乾隆皇帝倾全国之力,只是得到“千里旷地”,得不偿失。而且,新疆靠近俄国和英属印度,两国对新疆觊觎已久,阿古柏又得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册封,即使勉强收复,将来也无法长久固守。因此,最好停拨西北塞防的经费,投入东南海防,同时撤回西征部队,放弃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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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小算盘激起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大争论。支持李鸿章的大有人在,有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沿海地区督抚,有不愿给西征部队供应军饷的中央大员,还有很多李鸿章的门生故吏。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能不能力争,就十分重要。

1877年4月,大雪融化,春暖花开,左宗棠决定出兵南疆,并将重心锁定在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等三城,此三城是阿古柏主力所在地,拿下城池,便可顺利解决南疆问题。为此,左宗棠命金顺留守乌鲁木齐,刘锦棠为前敌总指挥,率湘军主力进入南疆,深入大漠地带,猎杀“洪福之汗”阿古柏。4月初,刘锦棠率军进抵达坂城,并迅速完成合围。达坂城,阿古柏“老巢”之一,守将是心腹爱伊德尔呼里,守军万余人。为了拿下达坂城,刘锦棠亲自到前线督师,视察湘军各营,不料被敌军射击,坐骑被击毙,刘锦棠大难不死。此时,亲兵劝刘锦棠赶紧回大营,免得再出现意外,可刘锦棠拒绝,换下坐骑,继续巡视。

左宗棠也深感压力。而且,面对咄咄逼人的李鸿章,他多少有点心虚。他毕竟是个举人出身,套用现在的学位,如果说名列殿试三甲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话,那么左宗棠最多也就是个专科毕业生。以前,有曾国藩在,湘军出身的人腰杆都硬。可两年前,曾国藩去世了,湘军集团的势力日渐衰落,李鸿章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幸好,以军机大臣文祥为首的一批人认为新疆不能丢,力挺左宗棠西征。朝廷便发了一封密谕给左宗棠,咨询他的意见。他知道,这是一次可能决定新疆能否留在中国的奏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写下了《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也就是着名的万言书。左宗棠在奏折中指出,对于国家的安危,“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刘锦棠亲临前线,湘军士气大振。4月20日,湘军使用开花大炮轰破达坂城数十丈,并击中城内弹药库,敌军阵脚大乱。此时,湘军趁机杀进城内,全歼守军万余人,爱伊德尔呼里被活捉。26日,刘锦棠收复托克逊城,并联合徐占彪等友军乘胜拿下吐鲁番。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光复,南疆之路已通,阿古柏狼自知大势已去,于是狼狈逃往焉耆。不过,刘锦棠并未打算放过他,而是派兵乘胜追击,玩“大漠雄鹰捕杀恶狼”游戏。5月,阿古柏心力交瘁,只好服毒自尽,一代“洪福之汗”,还未“享福”,便被湘军逼迫自尽了。阿古柏一死,敌军群龙无首,刘锦棠大军半年后基本上拿下南疆,白彦虎逃往沙俄避难。

后来,左宗棠又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驳斥了放弃新疆的言论,指出“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一句话,新疆不稳固,北方安全就无着落,整个国家安全也将随之崩塌。左宗棠还驳斥了李鸿章的论调,指出新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绝非“千里旷地”。另外,当时海防的舰船、炮台都已经有了规模,后面的主要任务是军事操练,“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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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收到左宗棠的回奏之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军务,准备西征收复新疆。

1876年4月出关作战,1878年1月和田光复,左宗棠用一年多时间便荡平阿古柏“洪福之汗”之乱,收复了新疆,保全华夏六分之一国土,此丰功伟绩理应被后世子孙牢记。拿下了新疆,左宗棠兵威正盛,迫使沙俄同意和谈,交还伊犁绝大部分土地。此战,东方雄狮一声怒吼:湘军大漠猎杀“洪福之汗”,左宗棠扬威域外,展示了中民族不屈不挠,坚决反击外来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之爱国精神。

面对如日中天的李鸿章,左宗棠之所以能顶住压力,一方面是由于新疆对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倔强的性格。1854年,湖南官员王珍在一场小战斗中击毙太平军30人,却上报为大捷,曾国藩看后未加查证,也签上自己的名字。但在送给朝廷的最后文件上,左宗棠自作主张,删掉了这场虚假的胜利。虽使曾国藩勃然大怒,左宗棠却不为所动,不惜与曾国藩失和好几年。

清政府选择了这样一位将领带兵西征。

西征之际,谋定而后动

左宗棠对面临的困难心知肚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左宗棠的信中直言,收复新疆是“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别的不说,光是朝廷那帮大臣,每当左宗棠遇到实际困难,进军稍慢,就会出现各种非议,“按兵不动”“拥兵自重”的帽子纷纷飞来。

左宗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打仗实际打的就是粮饷,边塞作战更是如此,左宗棠曾在海防、塞防的大辩论中明确提出,充足的军饷是收复新疆的基本保证,并要求其他省份努力保证西征军饷。西征军的军费开支巨大,预计每年要支出800万两白银,但实际到账的各省协饷只有500万两。后来,许多省份又拿出海防重于塞防、要协助海防的借口,拖延供给西征军的饷银,西征军陷入每年只能完整发下一个月饷银的窘境。左宗棠在多次上奏催促饷银未果的情况下,提出了向洋商借一部分款的建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叹息说:“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兢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

好在朝廷同情左宗棠的处境,下令沈葆桢筹款。可是沈葆桢本来就反对西征,便上奏朝廷说,新疆土地广阔,短期无法收复,即使收复,守卫新疆的花费也是无底洞。左宗棠据理力争,算了一笔细账,表明钱花在新疆绝不是亏本的。他最终说服了朝廷,筹到了足够的军饷。据统计,从1876年到1880年,收复新疆共耗费5000万两白银,年均1250万两,占清政府年财政总收入的15.6%。清政府能下定决心如此大手笔地投入,很大程度上来自左宗棠的坚持。

在筹饷的同时,左宗棠还专门在西安设立西征粮台,统筹军粮。此外,他还在归化设立专门机构,保证南北两路的军粮供给。后来,西征军陆续进入新疆,左宗棠又命令各军在哈密等地采购粮食,就地屯垦,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武器更是打仗的关键。左宗棠费尽心思,给西征军装备了最新式的武器。仅仅是1875年10月18日,神机营和工部火药局就向驻扎在哈密的文麟拨发了带刺刀洋枪200杆,洋帽10万个,七响后膛洋炮200尊,随带炮子10万发,各种火药3.2万斤,火绳4000根。此外,还有架劈山炮、德国造后膛来福线大炮、来福前膛马洋炮、开花后膛炮、七响后膛洋马枪……应有尽有。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说,“这支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至于怎么打,左宗棠成竹在胸。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早已说明先歼灭阿古柏、后索还伊犁的构想。歼灭阿古柏又分两步:先北后南。凭借早年对新疆地形的研究,再加上林则徐送给他的新疆地图,他认为,新疆被天山分为南疆和北疆,“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在召集各军商讨具体作战问题时,他又给部将刘锦棠定下“缓进速战”的策略,出关后先在北疆猛打几仗,挫败敌人锐气,等收复乌鲁木齐,再南下与阿古柏决战。

经过一年的积极备战, 1876年3月16日,左宗棠离开兰州挥师西进。部队主力是刘锦棠带领的老牌湘军,其中绝大多数是南方人。他们跋山涉水来到西北,本已水土不服,又听说要去条件更苦的新疆,很多官兵出现畏战情绪,不敢打先锋。敢做先锋的只有在陕北招降的董福祥部队。但湘军毕竟是主力,董福祥也在观望湘军的反应。

左宗棠和刘锦棠秘密商议之后,定下了一条计策。左宗棠在前往肃州的途中,路过董福祥部队驻地。突然,一名老兵从队伍中跑到左宗棠轿前,大声呼喊,谁也拉不走。左宗棠当这人是疯子,毫不理会,但官兵们听到老兵的话,无不惊骇。老兵喊的是:“我是老统领派来的,老统领要出关打先锋!大家吃饱了,随老统领去打新疆!”

“老统领”说的是刘松山。刘锦棠率领的湘军本是刘松山的部下,刘松山战死后,刘锦棠接任,被称为“少统领”。湘军老兵们突然听到老统领英灵下凡,还要带队去打新疆,原本畏战的士兵都变得热血沸腾。刘锦棠故意找到那个老兵的长官,问是怎么回事,对方说:“这人平时好好的,在营里五年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刘锦棠又故意问那老兵,老兵说:“那阵子忽然感到一阵冷风,老统领就来了,让我说那些话,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消息就此在西征军中传开:老统领知道左帅要西征新疆,就先来了肃州,让少统领率兵出关杀敌。左宗棠当即命令全军设祭,祭奠刘松山,还写信给留守兰州的人,若有其事地说:“忠壮殁后,遇有大战,必先示梦其部曲。忠义之灵,固常在也。”

这出老统领显灵的大戏,正是左宗棠和刘锦棠为激励士气刻意安排的。当时,上至贵族、将帅,下至士兵、百姓,都有浓重的迷信思想。借士兵们对老统领的崇敬,激励他们的士气,是左宗棠无奈中想出的妙招。

全歼敌人,安抚同胞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抵达肃州,指挥各军入疆。西征军先到哈密,随后翻过天山,穿过戈壁,逼近乌鲁木齐。

天山北路被阿古柏侵占后,原来陕西回军的首领白彦虎逃至新疆,投靠阿古柏,背叛了国家和民族。此时,他正代阿古柏占据乌鲁木齐。1876年8月,刘锦棠部从阜康出发,进逼乌鲁木齐东北的古牧地。阜康到古牧地的路程一百余里,有两条道路可选:大道平坦,却要经过50里荒无人烟的戈壁;小路途径黄田,水源充足。白彦虎故意放出黄田有重兵把守的消息,希望西征军走大道进戈壁,自己好偷袭。

刘锦棠将计就计,派人佯装走大道,实际上悄然走黄田。白彦虎正准备偷袭,却被突然杀来的西征军反偷袭。黄田叛军一触即溃,西征军乘势追击,1876年8月17日,历时5昼夜的狂攻,西征军用德制的后膛炮攻破古牧地城池,以伤亡600人的代价歼敌6000余人。

第二天,刘锦棠率兵长驱大进,直捣乌鲁木齐。阿古柏听到乌鲁木齐危急,急忙派兵增援,但还没到乌鲁木齐,就听说城池失守,白彦虎仓惶逃往南疆。西征军3个月就收复了北疆。

丢失北疆之后,阿古柏企图借天山天险,靠着英国的支持死守南疆。1877年4月,休整了一冬天的西征军主力悄然从乌鲁木齐出发,直奔达坂城。南下之前,左宗棠再次申明纪律,严禁杀掠,对于依附敌人的各族同胞,只要真心反正,一律宽待。

达坂城是通往南疆必经之路,其得失关乎全局。4月17日,西征军包围达坂城,却苦攻不下。就在这时,城内的维吾尔族群众冒死送出情报,说城内守军准备弃城而逃。西征军得到情报,坚定了攻城决心。19日夜,西征军攻下达坂城,阿古柏心腹爱伊德尔胡里等1200余人被活捉。刘锦棠把俘获的敌人押赴肃州大营,但对被胁迫附敌的各族同胞一律发放衣物粮食,送回原籍。几天后,刘锦棠进抵托克逊。托克逊城中的维吾尔族同胞冒险出城报信:“敌人听到达坂城失守,惶恐至极,正在各处烧杀劫掠,准备逃跑。希望官军速进,解救百姓。”刘锦棠当即下令西征军进攻托克逊,敌人望风而逃。

托克逊之战后,南疆门户大开,阿古柏精锐部队折损大半,他感到十分惊恐。维吾尔族同胞对阿古柏的残暴统治早已深恶痛绝,听说西征军要来了,相互转告,准备配合。阿古柏知道大势已去,日夜哭泣,最终服毒自杀。阿古柏死后,他的儿子相互争斗,西征军则继续扫荡残敌。

1877年10月,刘锦棠大军进攻库尔勒,白彦虎掘开开都河,妄图阻止大军前行。当地蒙古族老百姓主动给西征军当向导,找到开都河的浅滩处,西征军顺利渡河。刘锦棠大军进入库尔勒城后,发现已是一座空城,粮草供给断绝,又是当地维吾尔老百姓带西征军找到了白彦虎藏粮的地点。白彦虎向阿克苏逃亡,结果城内百姓紧闭城门,不许其入城。但等到刘锦棠大军一到,百姓立即夹道欢迎。1878年1月,西征军收复和阗,盘踞新疆12年之久的阿古柏匪帮终于被全歼,新疆回到了祖国怀抱。

抬棺出征,收回伊犁

收复天山南北两路后,只剩下伊犁仍被俄国占据。俄国原本声称“代清朝占领伊犁”,一旦清军收复北疆就立即归还。但在西征军平定南疆后,俄国仍拒绝交还伊犁。1878年10月,清政府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使,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

尽管左宗棠对清政府靠外交谈判索还伊犁有些看法,但也无力改变朝廷的主意。崇厚是个胆小平庸的人,在俄国的恐吓下,他竟然擅自和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按照条约,俄国虽然交还伊犁,但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等战略要地,使得伊犁以西、以南险要尽失。

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纷纷要求处斩崇厚,废除条约。西北前线的将士们群情激奋,刘锦棠认为:“非决战阵,别无善策。”左宗棠在奏章中愤怒地说:“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由于左宗棠和前线将士的决心,也因为全国上下的坚决反对,朝廷在崇厚回国后,将他交刑部治罪,定为“斩监候”。1880年2月,清廷派曾国藩的儿子、驻英法大使曾纪泽前往俄国重新订约,同时命左宗棠统筹新疆南北的战守事宜。左宗棠调兵遣将,定下了兵分三路,武力收复伊犁的策略。

此时,左宗棠已是68岁高龄,经略西北已经10多年。虽然他精力旺盛,但多年戎马,身体毕竟不堪重负。由于水土不服,他全身长满风湿疹子,奇痒不止,夜里难以入睡。左宗棠本来就有咳血的毛病,在西北越来越重,有时候早上起床时,吐血不止。他甚至担心自己的身体出不了玉门关。但他很明白,要索回伊犁,自己必须出关远征。一旦谈判破裂,和俄国的战事恐怕一两年内难以结束,自己即便出了玉门关,能否活着回来就不好说了。

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率领亲兵1000余人离开了肃州大本营,向新疆哈密进发。抱病出征的左宗棠命人抬了一口空棺材,跟在自己身后,表明战死疆场的决心。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为收复国土抬棺出征的壮举,不但极大地激励了将士们的士气,更令无数后人感动落泪。

3天后,左宗棠到达玉门关。他不仅不觉得寒苦,反而兴致很高地说,自己虽然比不了年轻人,但这次为国效命,“孤愤填膺,诚不知老之将至!”

与此同时,曾纪泽也抵达圣彼得堡,开始与俄国谈判。俄国在谈判中虽然蛮横无理,几次恐吓曾纪泽要开战。但是得知清军在前线调动频繁,左宗棠又抬着棺材到了新疆,俄国也不敢贸然动武,伊犁前线一时处于相持状态。

然而左宗棠没有想到的是,正当自己决意一战时,朝廷却动摇了。俄国在中国西北和东北增兵,使得清政府慌了手脚。加上李鸿章请来英国人游说,清政府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伊犁问题。当时,力主收复新疆的文祥去世,李鸿章的意见占了上风,同时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又对清政府严惩崇厚一事提出抗议,清政府动摇了。

1880年8月,朝廷的诏书送到了左宗棠手中,调他赴京任职。而当时,左宗棠掌握的情报显示,俄国前一年遇到灾荒,又刚刚结束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国内很困难,不可能全力对付中国,增兵只是虚张声势。左宗棠气愤至极,因为收复伊犁的理想可谓功亏一篑!但他又无可奈何,在给儿子的信里,他感叹说,朝廷里的人不了解情况,却混淆国事,“为之奈何”。

虽然不能不走,但左宗棠推荐刘锦棠督办新疆军务,坚持以武力作为谈判的后盾,“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左宗棠即使回京,也把不明就里的俄国人吓出了一身冷汗。在得知清政府召左宗棠回京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急忙找到曾纪泽,问道:“听说左宗棠现已进京,可能会挑起全面战争,是不是这样?”曾纪泽模棱两可地表示,自己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格尔斯赶紧说:“中俄两国要是为小事打起来,实在不合情理。”

1881年2月24日,以左宗棠在新疆的布防为后盾,经过曾纪泽据理力争,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这一条约虽然依旧是不平等条约,但相比崇厚所签的条约,中国争取回部分主权和领土。曾纪泽与俄国签约的当天,左宗棠正好抵达北京。虽然左宗棠全复疆土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他确实为收回伊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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