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语境下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与维度,民俗节庆重构与乡村社会治理

 诗歌     |      2020-01-06

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用好民俗,事半功倍

摘要:乡村旅游语境中的民俗节庆融入了时代精神,是

摘要:在城镇化急促推进的过程中,文化生态迅速变迁,民俗文化不仅仅以消亡的形式呈现,它也不断糅合新的时代因素,发生进化、传播、发明及涵化,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民俗文化反哺机能始终在发生作用。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注人本身,在本质上与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发挥是对立统一的。因而,努力激活或发挥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有效利用文化生态机制、社会控制机制、社会和谐机制、创意资源机制、身体技术机制和心理认同机制等反哺的潜在维度,加强民俗文化保护,关注农民市民化,营造“记得住乡愁”的民俗文化生态,因势利导,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型城镇化推进的成效和目标的实现。

起个大早给长辈拜年,在我们老家是最重要的风俗之一。

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篁岭“晒秋节”作为婺源一张金字名片,其旅游价值、文化价值、民俗价值日益凸显,在展示其文化传统、独特魅力的同时,也促进了旅游发展、凝聚了古村人心、推进了社会稳定。篁岭“晒秋节”的重构,多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既传承了民俗文化,又促进了旅游发展,也是乡村社会治理的一种有益探索。关键词:篁岭;晒秋节;民俗节庆;乡村社会治理一、引言对于乡村社会治理,学界一直以来更关注其制度文化,对于民俗文化在其中所承担的角色、价值关注并不多。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思潮的泛起,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其价值、影响。在乡规民约社会治理研究方面,余治平认为古代社会中国人伦秩序井然,依托于儒家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黄霞认为应挖掘传统乡规民约基层社会治理价值,克服其固有缺陷,促成其现代价值转换。马敬以西北民族地区村规民约为例,认为其是当地村民实行基层自治的重要规范依据,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应对其进行批判吸收。杨亮军对《吕氏乡约》、王雅克、李建军与陈华森对《南赣乡约》、于笛与宁欣对《沙堤乡约》等社会治理思想及其作用进行了探讨。在民俗节庆社会治理研究方面,岳永逸以1930年代北平北郊的青苗会为例,认为其具有保卫一定地界范围内群体成员生命财产安全、对外交际和兴办学校等多种功能,蕴含与时俱进的地方化的社会治理机制。农淑英以桂西南壮族乡村的“三月三”节俗为例,认为其节日模式、道德评价、文化认同及交往交流等要素在维系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助于推动乡村社会走向善治。李晓通、冯强与李开文以西南跨境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为例,认为其具有重要的边疆治理辅助价值。在民俗文化社会治理方面,学者虽然重点不是谈社会治理,但也对其在社会和谐价值方面做了不少探索。尚会鹏以开封市西村为例,探讨了中原地区生育婚俗对今天的影响。蓝希琳、罗琼探讨了赣南客家婚俗的社会文化价值及其现实意义。梁剑青以佛山春节食俗为例,探讨了佛山春节食俗的诸多社会和谐价值。在民俗文化社会价值探讨方面,万建中关注更多,在《民俗文化与和谐社会》《论民俗规范功能的历史与现实》《民俗与基本社会秩序维系》等文中深入探讨了民俗文化、民间文学在维持社会秩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存进社会和谐的重大作用。 综上,学界对民俗文化与社会治理的相关研究还不够深入,对民俗节庆社会治理的研究更为薄弱,没有深入探究民俗节庆在社会治理中所承担的角色、价值及其与后者的关联,也没有深入探究其治理结构构成及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因此,笔者拟从民俗节庆的视角,以婺源篁岭“晒秋节”为个案,旨在探讨民俗节庆与社会治理的关联性、社会治理结构及民俗节庆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二、民俗文化的乡村社会治理功能什么是民俗?钟敬文认为:“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民俗是一种生活文化,是一定区域民众在一定时空中传承发展而来,延展到民俗文化,故民俗文化则具有群体性、区域性、历史性、传承性等特征。在功能价值方面,民俗文化具有教化功能、规范功能、调节功能、维系功能,因其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故而成为观民心向背、察政治得失的导航仪和风向标。在古代社会,民俗是重要的社会治理资源,早在先秦时期就有“采诗观风”的制度,作为一种补遗式的正式制度而存在。可见,古人对于民俗、风俗重大政治价值、社会价值有清晰认知。南宋诗人、文学家楼钥在其《攻媿集•论风俗纪纲》中高度评价了风俗的重大价值:“国家之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2]清人黄中坚也将“无足轻重”的民俗与国家安危相系,“天下之事,有视之若无关于重轻,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3]。也就是说,定位民俗,可以说其事虽小但实不小,从小的方面来说,民俗涉及的都是基层社会民众的生活小事、甚至是琐事,无法上升到政治高度,但民俗涉及面广,尤其关乎民心,是政治现实的一种折射和反映,所以民俗虽不关涉国家重大事情,但却又直接关系国家存亡。费孝通先生曾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我们的社会是以宗法群体为本位的,是以亲疏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即一种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如同把一块石头投入湖中,在湖面周边形成一圈圈的波纹,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波纹的远近标示社会关系的亲疏。在基层,人们一直以来是按照亲疏关系来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的,宗族观念、人伦观念直接影响着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也就是说,规章制度、法律规则、组织章程等正式制度会影响人们的生活,但乡规民约、风俗仪礼、伦理观念等非正式制度对人们的生活的影响更为深远。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或无数次的博弈中逐步形成的日常惯例、习惯习俗、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共有信念、精神状态、意识形态、社会潜网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或非正式网络,它约束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对人们行为产生更为普遍的影响,既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也是正式制度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4]。正式制度是在非正式制度基础上形成的,靠强制力执行,短期内可以成效明显,非正式制度是“软控制”,靠认同性引导,潜移默化的渗透,短期内很难有成效,但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我国古代有一种“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就是说国家的运行依靠两套体系运行,一套是国家行政权力,其社会控制力、实施成效至于县级政权,而县以下的广大区域则依靠乡规民约体系,即社会精英主导下的村民自治方式。古代社会为什么采用这样一种治理结构?为什么皇权的控制力不延伸至乡村?笔者认为,可能存在以下原因:一是出于皇权控制成本考虑,国家行政权力延伸至基层,意味着行政开支的剧增,因为我国乡村广阔,管理、控制成本必然大为增加。二是出于乡村社会治理成本考虑,乡村社会受教育较低,正式制度推行成本较高,其治理往往依靠风俗惯习。风俗惯习具有集体性,依靠耳濡目染,人们认同的是乡土社会的“理”和“礼”,而不是规章制度。“这些‘惯习’不是简单地随个人和他们的仿效,是根据社会、习俗、教育、礼仪等变化需要,是集体和个人将技术行为、身体行为、祭祀行为等作为作用力混合在一起。”[5]这种诸多作用力混合在一起的惯习,具有强大的保守性、稳定性,当它与正式制度抵触时,则又产生持久的抵制性,阻碍社会治理。三是乡村具有自治的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缘社会,这种特性也是乡村自治的重要基础。自古以来,在乡村地区还存在另一个阶层,即士绅,他们拥有宗族地位、知识和财富,也往往具有造福桑梓的抱负和愿望。在乡村国家权力付之阙如的情况下,如何修桥铺路、救灾恤邻、揖盗惩凶,维护乡村良好秩序?士绅们则积极乡村推行《乡规民约》,通过风俗惯习的“软控制”,弥补国家权力的“真空”,“乡风民俗、村规民约具有类法的性质,能将国家法的‘有所不为’与民间法的‘有所为’合理地结合,在国家法‘有所不为’的地方‘有所为’,有效地弥补了国家立法在乡村社会的‘规则缺席’。”[6]民俗文化具有突出的教化功能、规范功能、调节功能、维系功能等,深入渗透进每个人的生活中,在人们的生命中刻下深深的烙印。每一生命个体都生活在一定的民俗空间中,一出生就受到民俗文化的教育、型塑,如清明节,作为一个缅怀祖先的特殊节日,生者通过参加祭祀活动,缅怀和追忆先祖,实际上也在进行一次心灵的净化和灵魂的洗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祭祀活动也是对生者进行慈孝文化的教育与普及,也就是说,民俗文化的教化功能是在润物无声中完成的。民俗文化还有很强的规范功能,要求并约束人们循规蹈矩,遵循传统的指令,一旦越出“红线”,民俗文化就会将其“拽”回原来的轨道,如《南赣乡约》对遵循丧葬礼制的要求:“父母丧葬,衣衾棺椁,但尽诚孝,称家有无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设宴乐,倾家费财,俱于死者无益。约长等其各省谕约内之人,一遵礼制。有仍蹈前非者,即与纠恶簿内书以不孝。”[7]如果不遵循“礼制”,则要在纠恶簿内写上“不孝”名头,要知道,在古代封建王朝是倡导以孝治天下的,“不孝”将意味着被钉上耻辱柱,打入另册,在今生今世做人将抬不起头。此外,民俗文化还有调节功能、维系功能等功能,在此不一一赘述。三、篁岭“晒秋”:“最美中国符号”篁岭,隶属于江湾镇,位于婺源县东部,悬于石耳山脉。石耳山地势险峻,清雅秀丽,宛若仙境,明代游芳远《题石耳绝顶》诗云:“石耳山头望大荒,海门红日上扶桑。山连吴越云涛涌,水接荆扬地脉长。春树抹烟迷近远,晴虹分字入苍茫。蓬莱咫尺无由到,独立东风理鬓霜。”[8]篁岭之名,古已有之,清康熙三十三年版《婺源县志•山川》有“篁嶺”词条:“篁嶺:縣東九十里高百仞其地多竹大者徑尺故名曹氏世居。”[9]世居篁岭的名门望族为曹氏,今天篁岭村民仍是曹姓。据说篁岭先祖自唐末黄巢起义南迁,在歙县繁衍了六代,辗转再迁徙至篁岭,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建村史,始祖为明宣德年间的婺源晓鳙村的曹文侃。关于曹文侃迁居篁岭一事在当地流传一个有趣的[url=]故事[/url]。大明宣德年间的某个秋日,婺源上晓鳙曹文侃,赶着牛来到篁岭野山坡上翻土地种油菜。傍晚收工时,那牛赖着不肯走了,怎么打都不走。百计无施之下,曹文侃就对那牛说:“牲畜啊,你是看中了这地方吗?那好,咱们来打个赌,赌两个条件:一是我把你系在这里,再在你脚边放一把稻草,直到明天早上你都不许吃一根;二是我在附近烧一堆稻草,到明天早上还要有明火。如果这两个条件都能实现,我就把全家都搬到这里来。”曹文侃说完,就系了牛,烧了稻草,灰头土脸地回上晓鳙去了。第二天早上,他来到篁岭一看,那牛果真没有吃一根稻草;那堆烧灰的稻草呢,还隐隐地冒着青烟哪。曹文侃又哭又笑,跪下来对着苍天拜了三拜,说:“这是天意啊。天命不可违。”过了几天,他就真的把一家老小都搬迁到篁岭来了。曹文侃因此成为篁岭村的开基祖,也就是始迁祖。曹文侃生有三个儿子:元吉、元清、元昌,然后子孙繁衍,成为篁岭的曹氏宗族,被列入新安名族,一直绵延于兴旺到今天。篁岭村位于栗木坑村委会 东部,距村委会3.5公里,原有农户195户,698人。村庄四面环山,“地无三尺平”,受地形限制,房屋不得不因地就势,依山而建,高低错落,层层叠叠,形成独特的徽派民居景观,有江南“布达拉宫”之美誉。相比于同属于徽州文化圈的黟县宏村、西递,绩溪龙川,歙县棠樾等,篁岭历史人文并无出彩之处,但浓墨重彩的徽文化尤其是[url=]民间文化[/url]还是映染其间,朱子文化、砚文化、古建文化、水口文化、“晒秋”文化等绚烂多姿,素朴厚重。水口文化是篁岭的重要文化遗存。水口是中原文化与山越土著文化融合的产物,也是风水文化、山水文化的重要体现。水口,就是水流的出入口,也就是村子的出入口。按照民间传统观念,水口乃地之门户,故有“入山寻水口,登局定明堂”的说法。古徽州人对水口非常重视,水口设计融入了徽俗民情,渗入了朴素的美学元素,也蕴含祖先神[url=]信仰[/url],即寄托先人庇佑后人,以期宗族人丁兴旺、平安顺利的民俗心理。为弥补自然环境的缺憾,水口设计普遍遵循传统风水理论,往往采用“障空补缺”,“引水补基”的方法,建设水口林来加以调整,既使景观更趋于平衡、和谐、雅致,又满足了护荫地脉、护佑子孙的世俗心理需要。以至于今天在古徽州地区仍流传着一句俗语,“女人是扬州的美,风水是徽州的好”。篁岭先民为了创造宜居环境,种植了大量的红豆杉、枫香、香樟、香榧、香桂,以红豆杉为主。红豆杉有“天然活化石”之称,篁岭村水口林单红豆杉就有80多株,不少树龄在五百年以上,甚至有几棵树龄竟达千年以上,古树参天、绿影婆娑,创设了“绿树村边合”的意境。这些古树与牌坊、拱桥、溪水等一起彰显了篁岭村的水口文化。篁岭村民对水口文化特别重视,风水林保护意识很强,如“赤膊来龙光水口,省下儿孙往外走”的俗谚蕴含朴素的保护理念。村边风水林严禁砍伐,包括拾捡,谁违背了禁令,谁家的肉猪将要被宰杀,村民可分其猪肉,以示惩戒。“晒秋”文化,则是篁岭最为明丽的一道农俗景观。由于受地形地势影响,篁岭采光条件不好,果蔬等农作物晾晒不方便,因此村民利用自家房子房顶或眺窗,架晒、挂晒果蔬,或在支架上摆上晒匾,在晒匾内晾晒辣椒、皇菊、南瓜、玉米、稻谷、黄豆等,一百余栋粉墙黛瓦的古老徽派沐浴在蓝天白云下,其斑驳的墙壁,配上果蔬等农作物的斑斓色彩,在百米落差的岭谷错落排布,构成一副色彩艳丽、充满丰收景象的农村生活画卷。2014年篁岭古村先后十余次登上了《新闻联播》、《共同关注》、《新闻直播间》等央视媒体,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获得农业部颁发的“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称号、文化部颁发的“2015年度特色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国务院新闻办颁发的“最美中国符号”等荣誉称号。 2017年,婺源篁岭村和[url=]陕西[/url]袁家村成为全国两个乡村旅游的超级IP示范村,并先后三次被评为“国内最受欢迎的十大旅游小镇”、“最佳旅游小镇”、“最美小镇”,篁岭天街还被中国商街委评为“中国特色商业街”。 篁岭古村以素朴纯净的乡村气息,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并进一步激活了传统乡村的生命力,勾勒出独有的富有生活气息的农俗景象,充分展现了惊艳的“大地[url=]艺术[/url]”。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民俗文化反哺;效能;维度

30年前,每到大年初一,爷爷就会早早起来,把院子扫净,铺上一张席子。很快,村里的后辈们络绎不绝来到院里,大嗓门喊一句:大爷大娘,给你们拜年了啊!拱手作揖,双膝咕咚一声跪在席子上,双手扶地,连磕3个响头。然后,起身再到下一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认为,美国的新技术革命和中国的城镇化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中国的城镇化也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最大驱动力,将直接推动中国由农耕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种巨变必然促进新的城乡关系的调整,加速民俗文化的调适与变迁,推动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变。当然,城镇化的发展并非以民俗文化的消亡为代价,城镇化和民俗文化发展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民俗文化作为广大民众长期以来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一种生活文化,对于缓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新型城镇化语境下,积极发挥民俗文化的反哺效能,有效利用其潜在的多元维度,加强民俗文化保护,是中国城镇化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最优化、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如今,爷爷奶奶搬进县城、住进楼房已经快20年了,村里的一些亲戚仍旧开车赶过来拜年。新派一点的不磕头了,老派点儿的不磕两个心里还过意不去,形式不同,“拜”字依旧。近年又有了新法子:手机视频打开,对着手机视频拜年!由此可以看出民俗生命力之强大。

一、过犹不及:城镇化的病象及对民俗文化的冲击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不同的是形式,相同的是内涵。亲其亲而尊其老,相信是各地乡村民俗都不会缺失的一环。

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产力发展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我国城镇化发展,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制度的局限,城镇化发展水平一直比较缓慢,主要局限在政治型、军事型城市。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沿海部分地区经济型城市逐步兴起。整体而言,古代中国属于农耕社会,农业经济的内驱力极其有限,“靠天吃饭、靠地穿衣”的自然经济固有属性无法改变,因而全国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人口比例、工业产值比重、城市数量都处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水平快速发展,新型工业城市迅速崛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中速加速阶段,有学者经过慎重的统计分析,认为我国城镇化“1982-2000年间的平均速度为0.835个百分点,其中1982-1990年年均0.89个百分点,1990-2000年年均0.79个百分点”。而沿海城镇化速度更加快,进入超高速城镇化阶段。“1982-2000年18年来,广东城镇化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个百分点,浙江、江苏、上海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在1.3、1.4、1.5个百分点以上。”经过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率也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5%提升到2013年的53.7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激发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内需潜力,成功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推动我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李克强同志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城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够一举托两头,有利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可以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可见,城镇化对实现现代化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农村的民俗文化,大多是促进和谐的,往往以追求家庭和睦、尊老爱幼为主,也有盼丰收、庆升平的内涵。把各地的风俗归纳归纳看,“里仁为美”“和为贵”的观念处处可见。因此,它是推进乡村社会治理得天独厚的工具,潜移默化中实现了规范行为、维系关系、调节矛盾的目标。

当然,城镇化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城市病”,主要表现为:

民俗不是法律,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约束,是借助社会舆论对人们的约束,调动人们内心的道德感来实现的。既是他律,又离不开自律;有利于使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不扩大冲突、不激化矛盾。比如,在广东梅州,当地结合客家文化特色,提出柔性治理理念,在社会治理中厚植传统文化,通过优化民生、治安、环境等各方面的服务,从源头上减少了不和谐、不稳定因素。

1、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交通状况进一步恶化。随着农民市民化工作的推进,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将面临城市人口增长的“井喷期”。“目前我国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有10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城镇人口还将增加3亿左右,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总量。”人口的大量涌入,人口密度的增加,交通工具尤其是家用汽车的增加,必然对交通造成巨大压力,将使我国本已拥堵不堪的“赌城”交通状况进一步恶化。

人一出生,就活在一定的风俗习惯中。吃饭时要等大家都坐齐了再动筷,逢年过节追求团团圆圆……在民俗的黏合下,一方人可以更好地和睦相处。因此,社会治理重心在向基层下移的过程中,传统民俗文化可谓是加速器、润滑剂。运用得当,这个过程就会平滑顺利很多。当然,一些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陈规陋习,比如红白喜事求大求奢、天价彩礼、女性不让上桌之类,必须得改。

2、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成本进一步增加。城镇化过快发展,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集聚,必然带来资源能源供应的进一步紧张,诸如石油、水、电、煤气供应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将直接制约城镇化发展的成效。

利用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充实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乡村将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3、生态环境破坏加剧,生活质量进一步降低。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大拆大建,“贪大”“追新”“求洋”,盲目发展,不少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古建筑被拆毁,代之以钢筋水泥、玻璃幕墙的高楼大厦,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城市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近年来的厄尔尼诺现象、沙尘暴现象、异常旱涝现象等,与城镇化的这种盲目发展不无关系。

4、社会问题愈来愈多,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城镇化的过快发展,人口的迅速膨胀,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与承载能力难以适应,必然增加不少社会问题,诸如房价高、就业难、医疗贵、福利低等,甚至偷盗、抢劫、吸毒、赌博、卖淫等犯罪案件也会进一步增加。

5、社区管理难度加大,文化认同进一步弱化。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农村人口的市民化,对社区管理要求进一步增强,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组建成新的社区,其生活习俗、文化观念、价值追求、宗教信仰都有较大差异,文化认同感、心理归宿感较弱。

在诸多“城市病”中,城市文化的流失和历史文脉的割裂是城镇化的最大困境,因为文化是城市内涵的展示和城市魅力的源泉及幸福感的重要构成要件。人类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追求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更是为了寻求一处可以满足自己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可以安放自己灵魂的精神栖居之地。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镇化的终极追求是人类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实现人类至善至美、健康富裕、和谐自由的生活。“城市的深层内涵是其精神特质,而城市独特的气质和风格正是通过文化塑造形成,文化正成为城市更新、永续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与生命,是城市的核心、实力和形象;城市是文化的凝结与积淀,是文化的容器、载体和舞台。”在我国以往城镇化过程中,过于追求城镇化速度,追求GDP,没有很好处理其与经济增长、就业、资源、环境、生态、文化保持协调和可持续的关系,缺乏整体的、生态的眼光,把城镇化当成“赶农民上楼”、“圈地运动”、“造城运动”、“并村运动”,大拆大建,追求形象工程,不少城市遗产、民俗文化遭到重大破坏,生态破坏严重,城市个性、韵味和历史文脉不断消弭。“近十年来我们对文化的这种破坏,文化资源的这种破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而植根农耕社会土壤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作为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俗文化,在这种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大跃进”中更无法幸免,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

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性文化和母体文化,因其受众的广泛性和本体的生活性,在人类发展演变史上,不断糅合、汲取、重构异质文化元素,形成具有厚重生活土壤的稳定的文化基因,并逐步渗透进华夏子孙的文化血脉中,成为隐藏在华夏子孙心灵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华夏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和符号。民俗文化源自农耕社会,在近代社会裂变中,西学东渐的兴起及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其发展逐步脱离自身发展规律,在断裂的社会更替中,不断变异,尤其是当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西方现代主义、消费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等驱动下,以效率、经济、竞争、消费等为表征,逐步冲击、解构、消释着传统民俗文化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价值观念及展示形式。比如传统节日习俗今天不少只是徒有形式,其黏附的文化内涵、价值特点、象征意义、隐喻符号基本消失殆尽。又如很多传统小戏,随着互联网、影视的出现,已经逐步淡出人民的视线。还有很多具有高度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民间绝活,因为经济效益低下,随着传承人的消亡,往往出现“人亡艺绝”的悲剧。“‘工业化’剥离了民俗文化的物质载体,‘城镇和城市化’的步伐缩小并改变着民俗民风的聚集地,都市生活的霓虹使得传统艺人改行变当,无以为计。‘现代化’消融并拆解了民俗传统与现代艺术的界限,‘技术文明’使得我们的民俗文化失去了许多有形的物质载体和无形的技艺形式。”

当然,面对城镇化的冲击,民俗文化也不断自我调适,一部分仍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民俗文化,开始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因素,逐步演变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亦有一部分民俗文化逐步失去其文化内核,而只保留其文化形式,逐步演变为伪民俗文化。

二、礼失求诸野:新型城镇化与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

中国城镇化是在世界全球化、现代化潮流的裹挟下急促地推进的,这种城镇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是不可持续的,它是以能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的严重破坏、文脉的割裂消解等为代价。城镇化过程的诸多弊端已引起了政府关注和反思。自十七大以来,党和政府就开始不断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十八大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得以完整表述。至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新型城镇化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强调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并首次用充满情感的散文化语言表达了新型城镇化的愿景,“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在学界,伴随城镇化带来的弊端,学者们也一直在进行反思。岳永逸借助的士司机的话道出了城镇化进程中人的生存困境:人不是主体,车才是主体,人被非人化。张鸿雁指出,一些只见物不见中国人文精神的“洋规划”,不仅丧失了本土化的空间文化价值,也在抹杀中国城镇的“集体记忆”。“‘洋人规划’和‘洋规划’导致中国的城市没有‘中国味’,没有了中国城市的历史与‘集体记忆’,没有中国式的城市形态和结构。”单霁翔、胡小武、范周等也对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文化衰微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

“礼失求诸野”,西方曾经经历的大规模整容式的“城市更新”之路在中国再次出现,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拆大建之后,导致“千城一面”,城市历史文脉和城市记忆被割断,城市个性和韵味也随之丧失殆尽。因而,从西方城镇化模式化中走出来,重新审视、传承和重构传统优秀文化,树立文化自信、自觉,走本土化的新型城镇化就成为必然。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什么是新型城镇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之有比较深入的论述,“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新型城镇化,简单的来说是人的城镇化,是一种更加包容的城镇化,是集理念、思路、体制转变于一体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协同发展的城镇化,也是一种兼顾文化多样性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不仅要保持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更要关注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其核心是人,“而‘人的城镇化’的基础是人的社区化,包括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游艺、信仰、家族等在内的民俗传统,理应成为当代城镇化建设‘社区落地’的重要构建因素”。因而力推农民市民化,让人们在城镇化过程中“记得住乡愁”,保护、传承蕴含丰富优秀文化基因的民俗文化,并使之反哺于城镇化建设,让人们真正感受生态城镇、文化城镇和个性城镇,就成为应有之义。

新型城镇化新在以人为本,注重城市遗产保护和历史文脉延续。它不同于以往的城镇化,只注重单向度的反哺,其反哺具有多元性,也就是说,不仅仅存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两个“反哺”,还存在另一个反哺,即文化反哺社会。而后者的反哺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反哺,是一种城乡文化的互哺,既包括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反哺,也包括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反哺。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民俗文化这种双向互动反哺效能尤为明显,也就是说,在城市新民俗强势渗透、解构着乡土民俗传统的同时,乡土民俗传统也在进行着“逆侵蚀”,不断渗入、糅合、重构着城市新民俗。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与民俗文化反哺及民俗文化保护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相伴而生,高科技的发展,工具理性主义的膨胀,必然打破传统乡土社会结构,不断离析、分解着村落社会和乡土传统,快速解构、瓦解着民俗文化依存的根基,动摇了民俗文化反哺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民俗文化反哺的效能发挥。民俗文化滋生于传统农耕社会,依托传统劳作模式、生活模式而传承、延续,隐藏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最具生命力的文化基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传统血缘关系逐步被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所取代,人口流动加剧,社会分层迅速分化,社会变迁速度加快,民俗文化反哺依托的稳定的俗民群体、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急剧崩溃,民俗文化呈现碎片化、镜像化,反哺效能的呈现也是断裂的、零碎的。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民俗文化反哺又是内在统一的。民俗文化反哺效能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从呱呱坠地时起就生活在民俗文化的氛围中,被民俗文化所滋养和熏陶,接受各种规约、禁忌与束缚,学会各种人生仪礼、游戏、技艺,存储各种民间故事、传说、俗语,感受民俗生活的温馨与宁静,被塑造成一个“循规蹈矩”的为俗民社会所接受的社会公民,同时,我们生活的世界也被营造成一个遵守习俗规制的温馨和谐的俗民社会。这种不依法律强制约束而秩序井然的俗民社会,是城镇化持续推进的稳定的社会基础,如何合理吸收其积极因子,重构和谐社区,更好促进农民市民化,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最终目标实现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促进农民的市民化,因而不仅要关注户籍改革、城区拓展、科技创新、产业支撑等显性问题,也应关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主体的心理感受、心态变化、生活融入、社区认同及人际互动等隐性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构建和谐社区,继承和保护传统优秀民俗传统,尊重农民文化差异和习俗生活,积极发挥民俗文化疏导社会矛盾的潜在缓冲器功能。“基于民俗文化的心理认同以及价值观的变迁,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的社会关系体制,是影响与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方向的关键动力”。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立场,必然关注农民本身,营造和谐的民俗文化氛围,激活或发挥民俗文化反哺效能。

在当下,为更好推进新型城镇化,更好发挥民俗文化反哺效能,客观上也要求加强民俗文化保护,保护俗民社会的文化根基。“现代城市追求现代化的价值取向虽然会使它与传统文化的保护之间产生一定矛盾,但是它又必须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必须在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合理的整合与利用的基础上才能提升与超越。要想实现城市的现代化,就必须尊重民族文化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精神,而不是彻底否定与摧毁它们。”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民俗文化反哺与民俗文化保护也是紧密相联、内在统一的。民俗文化反哺传递了社会正能量,滋润了广大民众的心灵,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民俗文化保护的基础。民俗文化得到有效保护,传统优秀文化基因被激活,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积极推动着社区建设和社会稳定,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民俗文化潜在的反哺效能,可以说,民俗文化保护是民俗文化反哺的前提。

三、润物细无声:民俗文化反哺的潜在维度

进入当下信息时代、网络时代或创意时代,国际竞争更趋复杂、激烈,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等硬实力(hard power)已经无法涵盖一个国家综合国力水平,而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等软实力(soft power)影响更为深远和重大。软实力概念由曾担任过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在1990年提出,2004年在《软实力——国际政治的制胜之道》一书中他对软实力概念进行了补充:“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对于软实力的解读,国内外学者观点各异,但基本认同三要素说,即文化吸引力、政治理念或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在此三要素中,文化要素是“软实力”的重要源泉,尤其是通俗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有学者认为,以民俗、生活方式、艺术传统等为基本内容所生成的传统魅力,构成了国家软实力的历史土壤。作为传统可以超时空呈现的典型形态主要包括民俗、艺术、哲学。“民俗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文化魅力和生命魅力,它指向大众,既展开为一种生存习惯、文化习惯、行动习惯,更表现为一套完整的礼仪系统。因而,民俗是通过大众的身体力行而得到保持、传承和革新的。所以,民俗作为一种国家软实力,它指向大众和大众生活的过程,就是重新塑造人性,全面开发人的身心,使人人都能道德的生活,其表现方式就是移风易俗。民俗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发展的文化指南。”民俗文化以约定俗成的方式规定人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没有功利性、无目的性和强制性,人们往往在轻松、温馨、愉悦的氛围中接受规约俗制的规训,感受民俗生活的美好,完成人生的过度仪礼,接纳民俗文化的反哺。

在当下,文化与经济的联系愈来愈紧密,文化产业迅猛发展,民俗文化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难以用传统的眼光来界定,在文化生态迅速变迁的过程中,开始不断跨越传统的藩篱,融入新的时代元素,呈现出多元化的表现形式。因而,在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尊重民俗文化发展规律,努力激活或发挥其反哺社会的正能量,尽可能挖掘其潜在的多元维度,将极大有利于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民俗文化反哺的潜在维度,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六方面:

1、文化生态机制。民俗文化是广大民众在尊重自然、爱护生态、保护环境基础上,在追求美好幸福生活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达成的一种群体认同和集体无意识,它视大自然为有生命有情感的主宰,对大自然充满敬畏,是充满神话、传说、故事、谣谚、禁忌等内容,追求与大自然相协调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生态民俗文化体系。在生态民俗链条中,它强调人类自身的消费能力和相关的食物链的协调与平衡。但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追求对大自然的征服,强调“人定胜天”,战胜大自然,使得民俗文化在科技的冲击下快速消亡,生态民俗链也开始断裂或失衡。“人类正在与自然生态成为极端对立的关系,原有的生态民俗链在人类统治生态环境的现状下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了。人类已经并正在超大规模地消耗生态资源,对于动物和植物也已经不再如原生态民俗链那样虔敬崇拜了。许多动植物种群已经灭绝或正在灭绝。”因此,面对全球化、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工具理性主义泛滥,文化同质化突出,消费主义盛行等问题,我们需要保持必要的清醒与冷静,从长远发展着眼,保护好生态民俗链,促进民俗文化发展,保持人类发展与大自然的平衡,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尊重生态民俗规律,这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现。

2、社会控制机制。民俗文化是社会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最早的社会规范,远远早于法律制度。《周礼》所谓“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就是指其社会控制功能。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规制,它往往通过代代相承的行为模式内化于人们的心理,形成一种具有习惯性的潜在约束力量,促使人们不能打破固有的生活模式和行为规范。民俗文化具有广泛的约束力,在潜移默化、循循诱导中使人们受到教育,遵守社会秩序。它不具有法律的强制力量,而是一种“软控制”,但它往往能够起到法律所起不到的作用。如过年习俗,无论人们身在哪里,一到除夕,都会有强烈的回家感觉,这种归心似箭的力量就源自民俗文化对人们潜意识的规训与教育。再如民间信仰,从其积极意义上来说,它通过其程式规范、祭祀仪礼,往往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规范人们的行为,抚慰人们的心灵,劝诫人们向善,增强信众的凝聚力,维护社会稳定,反之,则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消极力量。从今天来说,民俗文化的社会控制依然非常强大,合理利用其社会控制机制,对于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增进群体凝聚力,推进社区文化建设将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民俗仍然是社会控制中的重要机制,在社会中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民俗作为各个民族的标志和主要特征,一直是人们衡量个人与民族关系,对民族感情深浅的尺度,并以此调整着民族地区的社会关系。因此,民俗作为一种不带有强制性的,内化了的行为规范,在社会控制中起着强制性行为规范的补充作用。并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3、社会和谐机制。民俗文化具有生活属性,是一种熟悉而温馨的模式化的民俗生活。人们在从事民俗活动时,其潜藏的“集体无意识”被调动起来,驱使他如何去做,乐意去做,而不是依靠强制手段。民俗文化对于人们行为的控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引导人们行为趋向一致,让社会生活变得有规律、有秩序。如祭祀、庙会等,通过群体的互动,在模式化的民俗生活中,加强情感交流,增强社会凝聚力,感受生活的美好;另一方面是控制、禁止异类的、不同寻常的人及其行为,维护社会生活的正常化、常态化。如对偷盗、同性恋等行为的控制,社会习俗往往形成强大的控制力、约束力,通过自身分类系统,把怪异的、模凌两可的东西排斥在群体之外,使其失去归宿感。民俗文化的社会和谐机制,弥补了法律、政令的不足,对于疏导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宏扬民俗文化,可以更有效地平和地消除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充分利用这种最稳定的文化形态,可以避免产生新的震荡和不安定。”

4、创意资源机制。民俗文化具有符号性,寓意丰富,象征价值突出,如龙的形象,是自然界不存在的一种物种,但作为民俗符号系统,龙体现了桀骜不驯的性格、驰骋纵横的气度,是自由、强大的象征,同时也是华夏民族的图腾和象征。又如民俗的谐音寓意很丰富,五福捧寿——图案由一寿字或寿桃及周围五只蝙蝠组成。寓意有福长寿。连年有余——图案由莲与鱼组成。“莲”和“连”,“鱼”和“余”、富裕的“裕”谐音,象征吉祥富裕、美好。万事如意——图案由两只柿子与一支“如意”组成。“柿”与“事”谐音,寓意“事事如意”,象征着事事吉祥、如意,等等。近年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民俗文化这种丰富的符号性,被作为创意资源或创意元素广泛应用在影视、游戏、广告、旅游等领域。再如“动漫王国”日本,近年来深度挖掘民俗资源,其动漫作品往往以地域性的乡土文化为背景,真实地描绘了本地的历史、风土、人情,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日本的动漫旅游产业发展。此外,如大家广为熟知的美国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张艺谋导演的《印象刘三姐》,杨丽萍编导的《云南印象》,赵本山的绿色二人转,还有各种节日文化、民俗旅游,等等,民俗文化作为创意资源,已经融入了高科技,成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宝库。

5、身体技术机制。民俗文化不同于其他智性文化、理性文化,它不仅仅展示了广大民众的经验和智慧,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呈现,同时它也是一种感性文化、生活文化,熔铸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充盈着体验、情感与灵性,与生活、身体紧密相联,须臾难分。身体性是内嵌于民俗文化之中的最重要特点,通过身体动作、行为来参与、感受生活,营造常态性而又不失个性的民俗生活,这也是民俗文化内在魅力之所在。“民俗是在身体上发生、习得、记忆、使用和改变的语言和行为文化……民俗学后来的发展,虽然与其他学科发生了更多的交叉和对话,但是始终没有抛开民俗作为身体性文化的眼光,而是从民俗中全部丰富的感觉入手来感受生活之变。”在民间手工艺制作、民间游戏参与、民间戏曲表演、民间故事讲述等民俗事象都离不开身体的参与、感受。民俗文化的身体技术机制不排斥理性思考、高科技,“而是为了更加自觉地调动身体感受的方式加强人与人的交流,从而加深对于生活变化的理解”,在生活中融入更多温暖、有触感的生活体验,增强生活的坚实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6、心理认同机制。民俗文化具有增强群体凝聚力、向心力,整合一切积极因素的机能。人们通过重复性的、模式化的参与、体验民俗活动,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民俗事象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强化了群体心理认同,形成了民俗文化共同体,在祖先祭祀、宗教信仰中尤为明显,这些民俗活动能够将逝去的远祖、飘渺的神灵与朝夕相处的今人紧密连接起来,产生近乎神秘的民俗力量,增强了群体的凝聚力。这种心理认同机制蕴含了整合机能、组织机能,合理利用,将有利于缓解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累积的社会矛盾,增强社会团结,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正确地利用这种民俗文化共同体结构的新模块,使之成为维系民俗文化情感指数的文化资本,能够携带地方的、祖先的和民族的民俗文化进入现代化文化建设,并能够对民俗文化在现代社会文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积极含义加以关注,使之发挥民间积蓄的正能量,便成为一项既针对当下,又有可持续发展需求的重要工作。”

当然,民俗文化反哺的潜在维度在现实中可能更广泛、更复杂,很难为上述六种机制所涵盖,且机制之间也可能存在相互交叉、重叠的情况。

四、简短的结语

在城市化进程中,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工具理性主义的泛滥,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民俗文化遭到巨大的冲击,不断走向消亡。当然,在时下,在文化生态迅速变迁的背景下,民俗文化不仅仅以消亡的形式呈现,它也不断糅合新的时代因素,发生进化、传播、发明及涵化,呈现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民俗文化的反哺效能即便是在急速变迁的今天也一直存在。随着新型城镇化概念的提出及进程的推进,关注人本身、关注农民市民化这个环节成为新的时代要求,而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本质上是与民俗文化反哺效能的发挥是对立统一的,在瓦解、冲击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也更重视发挥民俗文化反哺的正能量,客观上要求人们真正重视和保护城市文化遗产、民俗文化,以培育民俗文化反哺的文化根基。民俗文化反哺具有多元的潜在维度,文化生态机制、社会控制机制、社会和谐机制、创意资源机制、身体技术机制和心理认同机制是其具体呈现形式,因而,如何更好激活或发挥民俗文化的反哺效能,缓解社会矛盾,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型城镇化推进的成效和目标的实现。


在不特指的情况下,本文所指的民俗文化均指中国传统民俗文化。

周一星:《关于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思考》,《城市规划》2006年第S1期。

周一星:《关于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思考》,《城市规划》2006年第S1期。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