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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杨曾文,中国社科院王伟光院长在88bifa必发娱乐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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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中国的佛学研究者开始着眼于对佛教典籍、义理的思想性分析和历史性考证,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规律及其特点。上世纪30年代,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及后来的《隋唐佛教史稿》以系统研究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佛教的整体历程而奠定了中国佛教通史的基础。至60年代,吕澂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以汉藏文资料为基础,分析精确,理论深刻,“标志着老一代佛教学者的最高成就”。

当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问家

中国宗教网10月23日讯

中国禅宗研究集大成者杨曾文

宁艳红[1]

——纪念任继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杨曾文先生1939 年 12 月 7 日生于山东即墨, 1959 年至 1964 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 1964 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历任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中国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现为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

“平生以事业为重,从不敢懈怠。如今年过古稀已多载,更希望将自己的知识才能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杨曾文

[1]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

王伟光

杨曾文先生从事佛学研究 40 多年,笔耕不辍,著述宏富,学术造诣精湛,尤以历史考辨见长。其代表作有:专著《佛教的起源》、《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等;合著《中国佛教史》;主编并参与编写《佛教文化面面观》、《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等;合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校勘《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临济录》;另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近 140 篇。

他治学勤奋,一生致力于中日等国佛史研究;他孜孜不倦,写下多部重量级禅宗学术专着;他态度严谨,始终强调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他就是中国禅宗研究集大成者杨曾文。

《世界宗教研究》 2018年第5期

今年是任继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任先生百年诞辰有深刻的意义。任先生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和教育家,是我国着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纪念任先生百年诞辰,最根本的是学习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图书馆学等学科的发展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人生感言

初识杨教授,是在4月份河北的一场佛教会议上。我们想约杨老进行一次深度采访,他给我们盘点了近几个月满满的行程安排,活动有大有小,地点有南有北,最终我们的时间定在两次会议的间隔期。想到杨老将近耄耋之年,刚返京不久就要接受我们的采访,过几天还要紧锣密鼓奔赴外地,心里除了感动还颇有些过意不去。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 任继愈 两晋南北朝 禅宗 中国佛教 佛教典籍 隋唐时期 南北朝时期

一、世界宗教研究所和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创建者

——将“不平常事”善始善终地做下来,就是一种“平常心”的表现

采访那天,杨老身着藏青上衣、黑裤子、黑皮鞋,显得一丝不苟。讲起佛史老本行,他声如洪钟、神采奕奕,逻辑清晰、侃侃而谈,如青年人般充满朝气与活力。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任继愈哲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5AZD034)的研究成果。

1959年毛泽东主席曾经接见任继愈先生,就中国哲学、宗教学等方面的问题与任先生有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可以说对中国哲学、宗教学研究界具有深远影响。任继愈先生曾经根据这次谈话写过回忆文章,但对谈话内容的叙述并不详细[i]。近日任重、任远整理了这次谈话的记录,将毛泽东主席接见任继愈先生的谈话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关于研究中国哲学史;关于哲学问题;关于逻辑学方面的问题;关于百家争鸣和学术批判问题。[ii]。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高度肯定了任先生在宗教学研究尤其是佛教史研究方面的贡献,他说“你写的全部文章我都看过了”,“你写的佛教禅宗的文章我也看了。对于禅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禅宗是主观唯心主义,完全抹杀它,是不行的”。毛泽东主席说任继愈先生“首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学”,这是毛主席对他开辟的哲学史、宗教学研究的新途径进行的肯定。

记者: 杨 先生,听说您踏上佛学研究之路与现代佛学研究巨擘汤用彤先生有关,能否请您谈谈?

短短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杨老的话语中肯直接,他的勤奋、严谨、执着、无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从燕园往事到结缘佛史,从唐宋禅宗研究到当代佛教建设,在滔滔不绝的讲述中,我们的思绪同杨老一起,共赴了一场超越五十载的史海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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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写了一个批语:“对世界三大宗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iii]这段话中对任继愈先生的佛学研究进行了高度肯定。1964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再次谈到了任继愈和佛学,再次提到很欣赏任继愈先生关于佛学研究的文章。

杨先生: 1964 年初中国大陆各个研究机构和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当时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专业的学生,本想报考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专业研究生,后经系领导和我的指导教师田余庆先生的动员,改为报考汤用彤教授的研究生。可在尚未发榜的时候,汤先生就因病与世长辞。正在此时,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研究室为基础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我曾报考佛教学研究生,所以毕业后被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佛教研究工作,从此便与佛教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求知若渴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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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后根据毛主席的批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任继愈先生是第一任所长。从筹建到1966年5月文革开始,主要是做聚集和培养人才、系统了解和掌握宗教动态几项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做开创性的理论研究。研究所下设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个研究室,首先进行了各国宗教概况的调查,并且出版了自己的期刊《世界宗教动态》。这是中国第一个研究世界宗教的学术机构,1978年世界宗教研究所归属当时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

记者: 1964 年您进入刚刚成立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时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如今世宗所已走过不惑之年,您也变为一位鬓发斑白的老者。白云苍狗,世事沧桑。能否从历史角度谈谈您的人生感想?

杨老曾说,“随着年老,似乎怀旧情绪也越来越多,今天想天明天想地,想山想海又想雨想雪”。从我们的谈话中,有一点可以笃定,他尤其怀念大学那段发奋读书的青葱岁月。

任先生从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至1987年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并兼任世界宗教所名誉所长,前后一共45年。可以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的发展离不开任先生。任先生是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奠基人,也是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创建人。

杨先生: 我是研究佛教史的,佛教讲人生无常,中国古人讲人生如寄,人的一生很短暂。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我受任继愈先生委派,参与中日两国佛教学术交流工作,有幸结识了日本的牧田谛亮、镰田茂雄、福永光司、竺沙雅章等老一辈著名学者。这些学者对中国很友好,对我从事佛学研究帮助很大;我在与他们交往的时候,注重礼尚往来,尤其注意保持国格、人格,得到他们的尊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今,这些先生中有的已经辞世,追忆往事,真是感慨万千。他们对于中日两国佛教学术交流和文化友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铭记。始于唐代的中日两国佛教文化交流事业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应该发扬光大,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1959年,19岁的杨曾文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了长达5年的大学生活。此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开始,国家经济困难,粮食供应不足。大学生们虽有定量伙食,却也因量不足、油水不够而时常饥肠辘辘。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学术研究

记者: 当今人们常用的口头禅“要有一颗平常心”,源自禅宗史上的名言“平常心是道”,学问和生活其实常常是相通的。请问长达 40 年的佛学研究对您个人的人生历程、尤其是修身养性方面有何影响?

“即使在吃不饱的日子里,我们中国青年仍然保持精神稳定,坚持奋发读书,”回忆起那段时光,杨老的眼底泛起点点星光。

任先生一生的学术经历和贡献可以从四个方面高度概括:

杨先生: “平常心是道”是禅宗对于大乘佛法心性论的一种表述,是说佛法修行不仅不脱离生活日用,而且应当保持自然平常的心态,排除各种执意取舍的杂念。今天人们常说“要有一颗平常心”,我理解主要是强调做人、做事不要怀有逐名求利的杂念,患得患失,要宠辱不惊,顺乎自然。一件事要做成功,不仅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且还要具备佛教所说“因缘具足”的情况。在有的场合,我不反对“拿来主义”,因为知识是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但要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也不反对在正常情况下追求功利乃至名利,但坚决反对急功近利、抄袭剽窃。这里有一个学风、学术道德问题,有一个人品问题。至于我个人,这些年来在学术研究方面或与学术有关的具体事务方面,应该说有顺有逆,但我基本上能做到以“平常心”对待其中的得失。比如我有幸参与筹划和组织的十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从 1985 年至 2003 年每两年举行一次,中日两国轮流主办,时间跨度长达 18 年,其间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将这种“不平常事”善始善终地做下来,或许算是对这种“平常心”的报答吧。

每当晨曦初映,在清丽的未名湖畔、静谧的林荫树下,都可以听到琅琅的读书声,看到同学们三三两两探讨问题的身影。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任先生是中国着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他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指导中国哲学史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60年代任先生主编了至今影响很大的四卷本教科书《中国哲学史》,近年来仍然在出版,并且是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生的必读书目。文革中期,任先生接到任务,要求集中几个人编一本新的《中国哲学史》。在当时的政治重压下,任先生带领几位科研人员编写了《中国哲学史简编》,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该书尽力做到了尊重史实。尽管这几部教科书受到广泛的欢迎,但是任先生自己却对这几部书有不满意之处,于是在1980年代主编了《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哲学发展史》是一部优秀的哲学史家着作,自出版后,学术界评价良好,是一部经得起考验的作品。

治学体会

让杨老至今印象最深刻的,是清晨到图书馆抢占座位的情景。因为每个宿舍要住8人,却只有1张共用方桌,所以课外时间同学们都选择到图书馆看书学习。每天早晨起来匆匆吃完早饭,便赶到图书馆外排队,等待管理员上班后进去学习。燕园学子们的读书热情极其高涨,因此几个图书馆内总是座无虚席。

任先生曾在北京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在北大执教。我曾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任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北大学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教科书。我作为学生,至少读了六遍这本书。我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入门学习就是依靠任先生的书来进行的。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梳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道路。我记得任先生有一句话: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问题的学问是假学问。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实践了他的治学观点。

——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首先应理清其历史脉络,其次要最大限度获取第一手文献资料,最后尝试对该问题进行思想概括

现在每每看到同窗们取得什么成绩,杨老总是会想起当年在图书馆抢座位的时光。这段宝贵的经历,让大家为自己的史学专业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这几届中涌现了很多着名学者,文革过后中国史学研究能够承上启下,这些学者都功不可没。

第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础。任先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他的观点是,国家要研究宗教,是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参与国际交流和构建新的社会共识、促进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大事;信徒可以研究宗教,但承担不起此重任。研究宗教讲无神论,避免先入为主、人为造成局限,使研究丧失科学性。学者和信徒的研究,如果要比喻一下,那就是:人站在神像前,能看到神像雕塑整体的完美,跪在神像前,只能看到神像脚的一个部分。为此,他认为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宗教,才能做到比较科学,既不走样,也不迷信,既不完全肯定宗教,也不会轻率地对之加以否定。我觉得这是他研究世界宗教,建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最为核心的理念。任先生虽然是宗教学者,但是他不信教,他提倡无神论。1956年任先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一生和我党的理论事业、和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密不可分。

记者: 听说您在北大读书时受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的影响,逐渐形成历史、文献、思想三者并重的治学风格。能否请您详谈以飨年轻学子?

同时,在困难挫折中依旧奋发图强的精神对杨老之后的研究工作产生了长足的影响。“平生以事业为重,从不敢懈怠”,杨老的话掷地有声,真实反映了他五十余载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

任先生是我国着名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的弟子,他的佛教研究继承了上一代学者的学术传统,同时又有自己的开创性思路。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佛教,是对上一代学者学术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主席在与任先生的谈话中以及在其他场合,曾多次赞扬过任先生所着的佛学研究文章。1962年,任继愈先生将自己1955年至1962年发表的关于佛教研究的7篇论文结集出版,题为《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这7篇文章的题目是:《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禅宗哲学思想略论》《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这部着作出版以后,得到了国际佛教研究界的高度评价,以此为契机,建立了与国外学术界互相交流的长期机制。

杨先生: 大学四年级时需要写学年论文,我的指导老师田余庆先生带领我和其他几位学习秦汉史的同学去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家求教。翦先生将他整理手写的关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官制及农民起义等方面的资料汇编摆在一张长型桌子上,亲切地告诉我们,做史学研究一定要认真读书,掌握第一手资料,并要善于考辨真伪,进而加以梳理概括,做好资料汇编;做史学研究要“史论结合”,应当“以论带史”,而不能“以论代史”。翦先生的谆谆教诲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40 多年过去,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上大学时还选修过中国哲学史的课程,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对我影响也很大。这几方面的影响,使我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逐渐形成历史、文献、思想三者并重的风格。概而言之,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首先应理清其历史脉络,其次要最大限度获取、考辨并整理相关的第一手文献资料,最后在历史脉络清晰、文献资料可靠的基础上尝试对该问题的思想实质进行理论概括。

执着严谨的佛史求索

第三,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任先生是着名的图书馆学者。其在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期间,对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古籍整理、孤本、善本的开发和利用上做出了开拓性的学术研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记者: 您 1995 年出版的《日本佛教史》是由中国学者撰著的第一部研究日本佛教史的学术专著,后来您又主编或与人合编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与日本佛教史有关的学术著作。能否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在北大历史系,杨老其实是在中国古代史秦汉专业组学习。他坦言,当时的兴趣更多在古典文学和古代史上。后来选择研究佛教,也是颇有一些缘分。

1982年,任继愈先生在古籍整理规划会上提出,佛教典籍作为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亟需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通过整理加以保护。后经批准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任先生主编的《中华大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基础,用其他各种现存的大藏经进行比照,编成《中华大藏经·上编》107卷,先后有160多人参与工作,历时10余年,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这些都离不开任先生的努力。《中华大藏经》正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学术界整理佛教文献的重大成果,也是我国学术界在传统文化领域的一项重大研究成果。这套书先后获得全国古籍整理成果一等奖、全国图书奖荣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荣誉奖,被列入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国的国礼之一。国际佛学界对《中华大藏经》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杨先生: 我 1964 年刚进入世界宗教研究所时,按照学术分工曾对日本佛教现状进行过调查,这算是我以后从事研究日本佛教史的一种因缘。“文革”时期学术工作被迫停顿,但我对日语的学习却没有停顿——在下“干校”期间,别人送我的结婚礼物《毛泽东文选》日文本是当时条件下我学习日语的“最佳”读物。 1972 年夏从河南“干校”回京,我接受黄心川先生的建议着手翻译日本村上专精的《日本佛教史纲》,因此对研究日本佛教产生了极大兴趣并怀有一种使命感。从 1982 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抽时间研究日本佛教,先后发表多篇论文。从 1990 年底开始,我集中主要精力编写《日本佛教史》,其间到日本研修一年,回国后将此书完成。《日本佛教史》是我有生以来下功夫最大的一部著作。 1996 年,我又与张大柘、高洪合作写出《日本近现代佛教史》,与日本源了圆合编了《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宗教卷》。

大学最后一年报考研究生时,杨老本来打算由着喜好,选择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专业。但当时历史系的领导考虑到杨老曾有过两年的哲学史学习基础,动员他报考佛学专家汤用彤的研究生。加之当时研究佛教的人才少之又少,到国家、组织最需要的地方去,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们建设国家主人翁精神的外在体现。杨老的“佛缘”也由此开始。

第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家。任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宗教学、历史学、图书馆学等领域都有非常高的造诣,他的为人、他的学问、他的书都对我们后辈起到了非常深的教育作用。任继愈先生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开设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华严宗研究、佛教着作选读、隋唐佛教等课程。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之后,于1978年起招收宗教学硕士生、博士生,1985年起与北大合作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我虽然没有接受到任先生的直接指导,但是任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领域的研究,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哲学史领域的研究,他的学术思想至今都还在影响着我,也影响着学界。他是着名的、广泛受到学者和年轻人拥戴的、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学术大师。

记者: 您的专著字里行间常有历史感在流淌,且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能否谈谈您的治学经验和体会?

此时,发生了两件事,对杨老的学术研究工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今天我们纪念任继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一方面深切缅怀任先生,另一方面也希望世界宗教研究所能够继续坚持任先生所坚持的正确立场和观点,继续坚持任先生做学问的宗旨,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发展。

杨先生: 我是学中国古代史出身,在大学时也选修过中国哲学史,并且爱读先秦诸子之书,这对我后来从事佛教研究很有影响。我始终以研究佛教史为重点,在研究中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对涉及佛教史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史实进行仔细的核查或考证;注意把佛教作为社会历史的现象,将问题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中,联系当时的历史事件以及文化思想界的形势,进行客观的考察,尽力做出符合事实的结论。例如,在写《中国佛教史》第一卷的关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章节时,我利用对两汉史熟悉的条件,对两汉与古印度、西域的交通作了详细的考察。在写《唐五代禅宗史》时,除利用传统禅宗史料外,注重利用正史并寻求敦煌遗书资料和碑铭、地方志等。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前后学者之间的连贯继承性,横向学者之间的互补性。我在从事某项课题研究之前或过程中,尽可能搜集并参考国内外的有关成果,注意使自己的研究与国内外的研究“接轨”。借此机会,向国内外学术界的前辈,向一切在佛教研究中做出贡献的同仁深表敬意。

第一件事,原本9月份大学毕业后,杨老要继续读研究生的,然而5月份,大学还没毕业,汤用彤老先生去世了。发榜的事情便搁置了。不过后来据汤用彤之子汤一介讲,杨老的考试成绩是非常不错的。


记者: 众所周知,佛学研究在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中非常重要。能否请您概述一下中国学者在佛学研究方面的主要成绩、薄弱环节及今后的努力方向?

第二件事,那就是毛主席深夜接见了任继愈。毛主席赞扬任继愈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佛教,如凤毛麟角般珍贵,并批示成立世界宗教研究所。

[i]参见任继愈:《忆毛主席谈古为今用》,《文汇报》1978年12月20日。

杨先生: 中国的佛学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前,代表人物学术界有胡适、汤用彤和佛教界的欧阳渐、吕等;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代表人物有任继愈、石峻等,主要成绩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方向,同时佛教界的法尊、巨赞等法师在佛教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第三阶段为“文革”结束、改革开放至今,在研究门类、成果数量与质量、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以往难以想象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如对于印度佛教、南亚东南亚佛教、欧美佛教的研究,对于佛教戒律及其中国化、中国历代佛教制度、寺院经济的研究,对于地方佛教史的研究等。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不应回避这些薄弱环节。

因为研究生考试发榜的暂时搁置,加之杨老又有哲学史基础,他从北大大学毕业后便没有继续开启研究生学习生涯,而是直接被分配到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参与筹备中国第一个佛教研究室。从研究室成员到主任,从弱冠之年到将近耄耋,杨老从未停止过学术工作,一研究就是半个世纪。

[ii]《一份谈话记录和半个世纪的演绎》,《中华读书报》2016年4月6日。

现实关怀

杨老曾在博客中写道:“我61岁退休,研究却没有因此停止。即使现在,每天每月摆到面前要做的事依然很多,怎么做也做不完。工作之余,我会环顾书架上自己的多部着作,这些日积月累一笔一画写出的书籍、文章,能否为人类、为社会带来真正的价值?自己今后还可以再做些什么?……”

[iii]《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页。

——“人间佛教”思想有助于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杨老的学术研究,除了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还有一个关键词必不可缺:严谨。他十分重视材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工作,治学态度严谨、作风沉稳扎实。这其实还与他大学生涯中的一次拜访有着莫大的联系。

记者: “人间佛教”是当今佛学语境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能否请您谈谈看法?

大四下学期时,杨老与其他同学一起,拜访了当时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翦教授是中国着名的史学专家,对秦汉、南北朝的历史造诣很深。当时历史学界极左思想影响很大,出现了“以论代史”和空论的倾向,轻视资料收集、否定史料考证。翦伯赞曾撰文予以批评,提出应严谨治史,不要“以论代史”,而应坚持唯物史观的“以论带史”,做到史论有机结合。结合实例,翦伯赞向杨曾文阐述了做真学问的方法,即治学务必严谨,肯予下苦功夫。

杨先生: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太虚为纠正明清以来佛教沉迷于丧葬、经忏等弊端,对治脱离民众的所谓“死人佛教”等偏向,首倡“人生佛教”,要求佛教界正视人生,利益人群,造福现实社会。其后,印顺为对治后期大乘佛教中将菩萨天神化的弊端,特别提倡“修学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强调在现实人间弘扬佛法,倡导“人间佛教”思想。中国佛教协会前会长赵朴初先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正式提出以“人间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实践方向,旨在“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将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规定为“人间佛教”的最基本的内容。我认为,“人间佛教”思想对于佛教自身建设,利益人群,造福社会,开展捐款赈灾、扶危济困,崇尚和谐、稳定社会,积极与现实社会相适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人间佛教”思想中的许多内容还需要进一步阐发和光大。

这次访问,对杨老后来的佛史研究影响巨大。自毕业后进入佛教研究室,他一直重视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撰写书籍和论文时,必定先将历史环境和事实情节讲清楚,然后才从思想和理论上对人物、教义、着作等进行评论或发挥。

记者 :佛教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至今仍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作为佛学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您认为佛教在当今中国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能发挥哪些积极作用?

系统细致的禅宗研究

杨先生: 佛教、尤其是“人间佛教”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几点:一、佛教与现实社会相适应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沿着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大方向健康发展,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宗旨;二、佛教倡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佛教劝人行善止恶的伦理思想对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城乡文明社会建设具有积极作用,佛教对危害民众、危害社会的邪教是坚决反对的;三、佛教信徒,无论是出家还是在家,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与现实社会中的其他成员并无利害冲突,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是能够和谐相处、良性互动的;四、广大佛教信徒拥护祖国统一大业,珍视民族文化遗产,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积极力量。

在杨老众多专着中,关于禅宗研究的书籍在业界可以说是举足轻重。《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代表了中国佛教学者在《六祖坛经》研究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神会和尚禅话录》是迄今研究神会资料最齐全的校本;《唐五代禅宗史》填补了中国没有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唐五代禅宗的断代史专着的空白;而《宋元禅宗史》亦为中国第一部系统详细介绍宋元禅宗历史的断代史专着……

记者: 佛教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素质。您对于佛教自身建设有哪些设想?

聊起与禅宗研究的渊源,杨老告诉我们,有一个国家不得不提,那就是日本。

杨先生: 佛教自身建设很重要,以往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佛协领导一再指出的那样,现在仍然面临着如下五大任务:一、信仰建设;二、道风建设;三、人才建设;四、教制建设;五、组织建设。佛教自身建设要取得进展,必须不断加强佛教的文化建设。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在这方面虽然只能承担一部分工作,然而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联系教内外学者,广泛而踏实地开展佛教学术活动,深入发掘和弘扬优秀的佛教文化遗产,为中国佛教的健康发展提供咨询和支持。我们衷心感谢教内外各界人士长期以来的理解与支持,并希望这种理解与支持在未来的岁月里得以继续和强化。

初到世界宗教研究所时,所里有个重要任务,就是要研究世界各国的宗教现状。因为杨老在大学选修的第二外语为日语,又专门研究佛教,因此,除了参与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写作,杨老同时开始着手编写《日本佛教史》。

1980年底,杨老以学者身份赴日进行学术交流访问。基于佛教研究方面众多的共同语言,杨老在当地收获了很多朋友,包括东京大学镰田茂雄教授。二人在中日佛教史的话题上很是投缘,一来二去,他们后来直接发起了中日佛教学术会议。这场高规格的学术交流活动,从1985年开始,每两年一次,已经举办十次,见证了中日佛教学术界的友好交往。

通过多次日本考察,杨老发现,日本在禅宗研究方面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尤其体现在文献整理上。而中国这方面的研究则相对欠缺。以敦煌的禅宗文献为例,日本很早便开始了研究,如《六祖坛经》敦煌本最早就是由铃木大拙整理的。杨老下定决心,要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禅宗,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众多禅宗研究经典之作呈现于世人面前。

禅宗,佛教中国化最为鲜明、典型的旗帜。佛教为何一定要中国化?杨老告诉我们,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必须要适应中国“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儒家正统的文化环境以及“天地君亲师”的民间信仰。入乡随俗,方能达到传播目的。

禅宗究竟缘何形成?杨老耐心向我们解释道,佛教自传入中国后有几个阶段:经过汉魏西晋的初传、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普及,佛教从一开始部分“精英”人士的上层信仰扩展为大江南北平民百姓的普遍信仰;之后进入南北朝佛教深入研究期,中国人将自己对佛教的理解,通过注释经典的方法加以表述、传播和推广,形成很多学派,并最终确立了以大乘佛教作为中国佛教的主体,同时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加以融会,在思想上为隋唐佛教宗派的成立创立了条件。同时以土地经营为基础的寺院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在物质上为宗派的创立打下基础。最终隋唐时期,禅宗与其它七宗一起,并立为八大宗派。之后各派为传法进行彼此会通融合,至明代后便形成了以禅宗为主体的融合型佛教。

在八大宗派中,禅宗最富有现实主义风格,最善于吸收佛教各宗思想和其他文化成份丰富自己。它倡导在人间修行、在人间觉悟,最为接近现实社会民众的生活。

禅宗的思想意识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应该说是符合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杨老说。

老骥伏枥的殷切期待

聊到禅宗和佛教中国化等问题时,杨老对佛教在当代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和发挥作用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

光阴不居,时节如流。时代在变化,佛教也要因时而变,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否则以落后之面貌必将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除了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佛教有责任在当代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和社会安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为中国人民确立了科学合理的价值理想和追求。杨老建议,佛教在讲经说法过程中,可以将佛教传统教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有利于扬善止恶,促进社会风气的改变。

采访结束后,杨老略显疲惫。不过,还好,一个半小时,我们将采访时长控制在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

杨老曾在博客中写道,13年生了一场大病,这也成为自己进入老年生活的分水岭。以往是以壮年之心支配老年之身,不愿服老。从此以后,要冷静客观地对待自己,采取新的生活方式,合理安排工作和生活。

虽写下如斯,但按照杨老长期以来“工作狂”式的节奏,离“适当研究、安享晚年”似乎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离开时,我们打算送杨老回去,杨老摆摆手表示不用,还嘱咐我们一定要将中华传统佛教文化发扬光大。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如今年过古稀已多载,更希望将自己的知识才能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在杨老的博文中,有这么几句,寥寥数语却足见赤子之心。当我望着他远去的身影,这些话开始回荡于脑海,盘旋于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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