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民族古籍抢救保护开启新领域,云南整理出版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

 小说     |      2020-04-04

在卷帙浩繁的云南少数民族文献典籍中,有一批源自内地汉族题材、反映中华文化认同内核,并被少数民族群众接受和喜爱的民族文字典籍或口传文献。2016年,云南省民族宗教委民语委办公室启动了“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抢救保护和翻译整理出版”工作,翻译出版彝族、白族、傣族中华文化认同典籍12部,共计800余万字;编纂完成了《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10卷本大型套书,收录了彝、傣、白、壮、瑶、苗、傈僳、阿昌、佤、基诺、怒等民族中流传的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40余部,总计1200余万字。

我省民族古籍抢救保护开启新领域翻译出版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40余部

经过3年多努力,一批汉族题材、并被少数民族群众接受和喜爱的民族文字典籍或口传文献翻译出版,标志云南省民族古籍抢救保护开启新的领域。

5000余部少数民族古籍出版辛勤耕耘20年 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抢救保护工作成绩斐然本报记者 刘德伟 发布者:《中国民族报》信息中心 发布时间:2006-3-31

据有关专家介绍,流传于云南少数民族民间的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达400余部,这些典籍年代早至汉代,多为元明清时期的作品,具有审美、娱乐、教育、交往等多重功能。它们的出现表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云南少数民族在创造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形态多样的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学习、借鉴、传播内地汉族先进文化,为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作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并通过吸纳来自内地的汉族优秀文化,从思想深处不断筑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这是西南边疆云南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是中华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真实写照,在中华文化认同和民族团结方面承载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开发和研究价值。

经过3年多努力,一批汉族题材、并被少数民族群众接受和喜爱的民族文字典籍或口传文献翻译出版,标志我省民族古籍抢救保护开启新的领域。

在卷帙浩繁的云南少数民族文献典籍中,有一批源自内地汉族题材的民族典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相融相鉴的珍贵材料,被学者们称为“文化认同文献典籍”。这些典籍,有用古壮文书写的《唱唐皇》《薛仁贵》《梁山伯与祝英台》《毛洪歌》;用古彝文书写的《董永记》《凤凰记》《唐王记》《卖花记》;用方块白文书写的《柳荫记》《白扇记》《磨房记》《卖水记》《丁郎刻木》;用老傣文书写的《王玉莲》《刘秀走国》《姜公钓鱼》;用纳西东巴文书写的《时占之书》等。口传文献类有在彝、傣、傈僳、佤、基诺、德昂、怒、阿昌等民族中广为流传的《鱼姑娘》《百鸟衣》等。文献典籍内容有的来自汉文正史或野史,有的来自汉文古典小说,有的来自汉族民间故事或著名传说。在融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过程中,经过重组演绎或艺术再创造,实现了本土化、个性化和民族化,并最终凝结成为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艺术经典。其审美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传授功能、交往功能、表达功能等都得到了较大发挥,这在中华文化传播史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范例。表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云南少数民族在创造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形态多样的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学习、借鉴、传播内地汉族先进文化,为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吸纳来自内地的汉族优秀文化,从思想深处不断筑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这是西南边疆云南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友好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是中华各民族文明互鉴的真实写照,在中华文化认同和民族团结史方面承载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具有重要开发和研究价值。

近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建立、健全和完善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机构;有组织地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行了管理和运作;召开了不同层面的全国性的工作会议和规划会议;加大了政策扶持、人才培养力度;抢救、整理了散藏在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30万种,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孤本、珍本和善本,并公开出版了5000余部。 搜集整理工作 有计划开展 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是指各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典籍,内容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哲学、法律、军事、文学、艺术、宗教、天文、历算、地理、医药、语言文字、生产技术等。由于有的民族有文字,有的民族没有文字,所以民族古籍又分文字古籍和口碑古籍两大类。一般来说,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其古籍多用文字记载,而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则多靠口耳相传。无论是文字的还是口碑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都是中华灿烂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搜集、整理、出版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不仅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文献资料,同时对于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发展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前,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搜集整理,从来没有成为国家有计划地开展的一项事业,只是一些专家、学者的个别行为。尽管这些专家、学者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搜集出版了一些民族古籍文献,但由于得不到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收效甚微。新中国成立以后,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搜集整理工作受到了重视,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有关部门结合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调查,集中地搜集了一批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项工作才提到了正式的议事日程,全面、有计划地开展。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1984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民委《关于抢救、整理少数民族古籍的请示》,进一步强调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确定了这项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有关政策,在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经费配置等方面进行了重要部署,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取得六项突出成绩 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成绩之一是不断建立、健全和完善少数民族古籍机构,使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和保护工作迅速开展起来。1984年7月,国务院成立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现为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其主要任务是“组织、联络、指导、协调”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工作,由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目前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部分州、地、盟、县建立了相应的少数民族古籍机构,有14个民族建立了省区协作组织。 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成绩之二是制定规划,确定目标,统筹安排,有组织地进行管理和运作,确保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有计划地稳步发展。自1986年开始,国家民委制定并实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七五”、“八五”、“九五”、“十五”4个五年计划。“七五”规划将“救书、救人、救学科”作为民族古籍工作的基本任务。“八五”规划以整理、翻译、出版为重点,以综合研究和适时宣传为辅,各地民族古籍专项经费基本列入了当地财政预算。“九五”规划是按照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纲要》精神,结合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实际制定的,这个规划共落实国家项目37项。2000年组织制定了《“十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重点项目出版规划》,同时《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这一项目作为“十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被纳入到国家民委“十五”计划中。上述4个五年计划虽然在内容上各有侧重,但从实施的纵向过程来看,又是相互衔接,循序渐进的。由于规划合理,目标明确,统筹兼顾,实施有力,效果显著,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稳步发展。同时,为《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编撰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成绩之三是加强宏观调控,全面总结部署,在适当时机,召开不同层面的全国性的工作会议和规划会议,有力地推进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进程。其中,1985年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1986年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出版规划会议、1993年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座谈会、1996年5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会议和2003年11月召开的全国民族古籍工作会议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首发式,在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成绩之四是在政策扶持、培养人才、加强宣传、开展合作等方面取得可喜成绩。自1984年全国全面开展少数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研究工作以来,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开展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培训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人才紧缺的问题,提高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整体水平。在人才培养上,有组织地吸引和带动一批社会和学术界的研究力量投身于少数民族古籍事业中,努力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专业人才的培养,举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少数民族古籍培训班。中央民族大学还设立了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本科班、研究生班等,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的专业人才,提高了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整体水平。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是一项投入性工程,因而从中央到地方卓有成效地加大政策倾斜、政府性经费配置的扶持力度。扩大宣传和影响,开展有利于少数民族古籍事业的多方合作,动员全社会对少数民族古籍事业的关注与参与。 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成绩之五是做好抢救、整理工作,加大出版力度。20年来,抢救保护了一大批濒临消亡的少数民族古籍。就收集品类而言,从结绳记事、说唱口碑到碑铭、石刻,从贝叶经文、竹木简策、丝帛素书到活页函本、线装典籍;从经、史、文、哲到天文、地理、医药、佛藏、工艺、美术等等;从契丹文、女真文、吐蕃文、西夏文、和田文、察哈台文到我国现行的各民族文字古籍,品种繁多,包罗万象。收集到的民族古籍版本珍贵,有刻本、印本、抄本、写本,其中孤本、珍本和善本更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抢救、整理了散藏在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30万种(不含馆藏及寺院藏书),其中包括许多珍贵的孤本、珍本和善本,并公开出版了5000余部。在出版的古籍中包括一大批有价值有影响的古籍,代表作当属我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和现今世界上最长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它们是与世界著名的《荷马史诗》相提并论的优秀作品。大批少数民族古籍获得国家图书奖等大量奖项,西藏自治区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西藏通史》获得国内最高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古籍办出版的《布洛陀经诗译注》获广西第二届文艺创作最高奖铜鼓奖和广西民间文学作品二等奖;内蒙古古籍办出版的《四部医典》获得国家卫生部二等奖、《江格尔》获8省区蒙文图书奖;宁夏的《清真指南》、《正教真诠》、《西夏纪》等五部书获自治区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甘肃省《安多政教史》等7部书籍分别获得15省市(区〉图书出版金质奖等;中央民族大学古籍办整理出版的《西域周文志》等9部民族古籍经评选参加了1992年在香港举办的“中华古籍节”。数十种少数民族古籍获得国家图书奖等大量奖项,表明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研究体系已初步形成。 少数民族古籍工作成绩之六是编纂出版国家民委重点文化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1997年开始的《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纂工作,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有序地进行。历史上的《四库全书》主要是介绍汉族的历史文化,对55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涉及较少。《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将填补我国文化历史上的空白,它将是一部全面展示我国55个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巨著,具有综合性的多功能学术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和白族卷已经出版,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藏族卷作为条目最多、容量最大的一个民族卷,得到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北京等六省市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六省市区正在通力协作,确保藏族卷编目工作高质量如期完成。根据计划,明年将有《满族卷》等十几个民族卷陆续面世,其中还包括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如裕固族、撒拉族等。全书预计于2008年完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主编张公瑾表示,各民族的古籍都有各自特点并存在互补性,如汉族没有规模宏大的史诗,但北方少数民族有很多英雄史诗,南方少数民族则有创世史诗和长篇叙事诗;以佛教经典而言,藏文大藏经、西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满文大藏经、傣文大藏经可弥补汉文经典之不足。年近90高龄的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认为,这项工程非常及时。各少数民族的古籍大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有很多趋于散失,应尽快整理出版,便于保存和流传。另外,研究少数民族古籍的专家也出现了人才断档的趋向。现在能将这些民族古籍系统地整理出来,意义深远。

专家同时表示,这些文献典籍至今仍大多散藏于民间,抢救保护和翻译整理任务十分艰巨。 

在卷帙浩繁的云南少数民族文献典籍中,有一批源自内地汉族题材的民族典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相融相鉴的珍贵材料,被学者们称为“文化认同文献典籍”。这些典籍,有用古壮文书写的《唱唐皇》《薛仁贵》《梁山伯与祝英台》《毛洪歌》;用古彝文书写的《董永记》《凤凰记》《唐王记》《卖花记》;用方块白文书写的《柳荫记》《白扇记》《磨房记》《卖水记》《丁郎刻木》;用老傣文书写的《王玉莲》《刘秀走国》《姜公钓鱼》;用纳西东巴文书写的《时占之书》等。口传文献类有在彝、傣、傈僳、佤、基诺、德昂、怒、阿昌等民族中广为流传的《鱼姑娘》《百鸟衣》等。文献典籍内容有的来自汉文正史或野史,有的来自汉文古典小说,有的来自汉族民间故事或着名传说。在融入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生活的过程中,经过重组演绎或艺术再创造,实现了本土化、个性化和民族化,并最终凝结成为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艺术经典。其审美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传授功能、交往功能、表达功能等都得到了较大发挥,这在中华文化传播史上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范例。表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云南少数民族在创造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形态多样的优秀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学习、借鉴、传播内地汉族先进文化,为增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吸纳来自内地的汉族优秀文化,从思想深处不断筑就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向心力。这是西南边疆云南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友好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是中华各民族文明互鉴的真实写照,在中华文化认同和民族团结史方面承载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具有重要开发和研究价值。

2016年以来,云南省民族宗教委民语委办公室加大抢救保护这些文献典籍的力度,已翻译出版彝族中华文化认同彝文典籍《董永记》《齐小荣》《毛洪记》《凤凰记》《王四姐》《卖花记》《红鱼姑娘》;白族中华文化认同典籍《白扇记》《磨房记》;傣族中华文化认同典籍《唐僧取经》《刘秀走国》等12部计800余万字。编纂完成《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10卷本大型套书,收录彝、傣、白、壮、瑶、苗、傈僳、阿昌、佤、基诺、怒等民族中流传的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40余部、1200余万字。

2016年以来,云南省民族宗教委民语委办公室加大抢救保护这些文献典籍的力度,已翻译出版彝族中华文化认同彝文典籍《董永记》《齐小荣》《毛洪记》《凤凰记》《王四姐》《卖花记》《红鱼姑娘》;白族中华文化认同典籍《白扇记》《磨房记》;傣族中华文化认同典籍《唐僧取经》《刘秀走国》等12部计800余万字。编纂完成《云南少数民族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藏》10卷本大型套书,收录彝、傣、白、壮、瑶、苗、傈僳、阿昌、佤、基诺、怒等民族中流传的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40余部、1200余万字。

据有关专家介绍,流传于云南少数民族民间的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达400余部,至今仍大多散藏于民间,抢救保护和翻译整理任务艰巨。这些典籍年代早至汉代,多为元明清时期的作品,具有较高文物价值。

据有关专家介绍,流传于云南少数民族民间的中华文化认同文献典籍达400余部,至今仍大多散藏于民间,抢救保护和翻译整理任务艰巨。这些典籍年代早至汉代,多为元明清时期的作品,具有较高文物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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